中美關係︱當他們談論中國,他們在談論什麼?

2021年07月02日17:58

  原標題:中美關係︱當他們談論中國,他們在談論什麼?

  6月8日,美國參議院以68票讚成、32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USICA)。 該法案是參院多數黨領袖舒默4月20提交的《無盡邊疆法案》的替代性修正案,將《戰略與競爭法案》、《應對中國挑戰法案》等打包在內,總長2300餘頁。之後,白宮迅速發表總統聲明表示支持,為其通過眾議院審議大力背書,正式立法已懸念無多。

  透過這部“重量級”的法案,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科技戰略建構里兩個層面上的“中國”。

  一個是抽像概念上的“中國”,用於美國確立有形對手,開展國內政治動員,實現保持自身科技發展絕對領先的核心訴求。

  拜登上台後,一改特朗普時期對華不停指摘的受害者姿態,轉而強調對華“競爭”,華盛頓頗有“我們正在經曆中國版的‘Sputnik時刻’”的言論——1957年蘇聯先於美國發射首顆繞地飛行的人造衛星“Sputnik I”,這是二戰後美國首次在具有軍事和戰略影響的關鍵技術上明顯落後,一時舉國震驚。

  但只要稍做瞭解,就會發現美國所描繪的這個中國並不符合實際——雖然這些年來,中國的科研水平已大為提高,但總體而言還談不上與美國旗鼓相當,遑論領先。

  今年年初,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發佈了最新一期《科學與工程指標報告》。據報告,美國研發投入總額占全球25%,依舊位居各國之首;中國作為近年來研發投入增速最快的國家,占比23%,僅次於美國——兩個百分點看著不多,其實意味著近千億美元的差額,而且中國的創新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值遠遠落後於美國。

  對美國而言,中國版的“Sputnik時刻”與其說是一種迫在眉睫的挑戰,不如說是撕裂的黨派政治下的一味凝合劑,是其夯實所謂“實力地位”的驅動力。《無盡邊疆法案》提出後,建製派兩黨議員紛紛聯署,法案的共同發起人共和黨參議員托德·楊聲稱,“在涉及國家安全,特別是對華政策時,我們是團結一致的”。

  據上述《科學與工程指標報告》,美國研發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及增長率不盡如人意,雖然總投入仍居於榜首,但與其他國家的差距不斷縮小。更嚴重的是,美國聯邦政府對基礎型研究的投入力度大為降低——2000年以來,美國研發主要靠商業資金驅動,偏向於應用研究;傳統上對基礎研究投入最大的聯邦政府的資助份額已下降到17%,約910億美元,過半用於國防科技的研發。

  這讓舒默們備感焦慮,在他們看來,“誰掌握了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及其他開創性技術,誰就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樣子塑造世界”。“無盡邊疆”幾個字取自範內瓦·布殊1945年的著名報告《科學:無盡的邊疆》。該報告提出,“基礎研究是科技進步的定速器,無論手藝多麼嫻熟,如果基礎科學的新知識依靠他國,該國的工業進步不可能快,在世界貿易中的競爭地位不可能強”。

  正是根據這份報告的建議,美國成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基礎研究和教育。自那以後,美國諾貝爾科學類獎項的獲獎率便未低於49%,上世紀90年代60個獎項中有43項為美國科學家所摘取——科研創新成為支撐美國領先優勢的關鍵力量。

  冷戰落幕後,隨著蘇聯的消失,聯邦資金對基礎研究的熱情隨之退減,到2018年,聯邦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僅占GDP的0.71%。特朗普執政四年,謀求所謂“製造業的回歸”,效果不彰——不少美國精英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關鍵恐怕不在於此,而在於能否在基礎研究領域實現突破性創新,引領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興產業。

  美國擁有優質的高校研發人才和環境,以及雄厚的商業風投資本,但我們知道,從0到1的基礎創研是長期的、高投入和高風險的,依靠循守投入產出計算的商業資本很難保證其持續性。而要刺激聯邦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美國還缺一個“Sputnik時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個被定位/塑造成競爭者的中國,填補了蘇聯留下的空白,使得國家的科研投入在經濟上合理化,在政治上可持續。

  USICA法案確立了十個關鍵領域,包括生物、能源、醫藥、半導體等,與拜登政府科技產業政策規劃的重點相符。這意味著民主、共和兩黨就國家科技發展的優先事項達成了政治一致,有助於這些領域的基礎研究從政府和私營部門獲得較長期的穩定投入。

  另一個是具象層面上的“中國”,表現為美國對中國具備全球競爭力的科技產業進行精準打擊——通過單邊行動或聯合盟友,給中國企業下絆,同時推進自身在關鍵技術領域的代際跨越,製造無法追趕的“絕對”優勢。

  這些年,關於美國製裁華為、中興、抖音的故事,我們已經聽過很多。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的話術,USICA法案有兩個高頻詞,一個是“安全”,另一個是“人權”。

  先看“安全”。過去幾年,美國以“不安全”為由,集結“五眼同盟”、韓、日、印度等對中國5G技術進行圍堵。

  5G技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夠在這個數字時代實現數據傳輸速度、容量和延遲方面的飛躍。這種飛躍是通過帶寬的增加,也就是信息傳輸通道承載的頻率範圍的擴大來實現的,只有高頻段才能提供大帶寬。

  而頻段劃分是曆史形成的,每個國家高頻段的部署不同,可供商用的範圍也不同。目前,中國的5G商用頻段為24.5-27.5GHZ,而美國的同一頻段已經被政府和軍方使用,加上涉及費用等一系列問題,幾乎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頻段轉移。

  美國實驗並投入商用的5G網絡頻段——含已分配和未來可能分配的,集中在毫米波段(27.5-28.35GHZ)。目前,這一範圍尚未列入國際電聯(ITU)的“國際移動通信全球5G頻段分佈表”,加上其適用設備的造價相對更高,在全球推廣及應用前景暗淡。

  更為嚴重的是,世界上多數國家劃定的商用頻段與美國頻段交集較小,而與中國頻段重合較多。5G技術本身並非多麼先進,但業態應用具有十分廣闊的前景,一旦多數國家先期採用了中國頻段,美國相當一部分行業將在較長時期內喪失競爭力。

  2019年,就在在美國高分貝宣揚中國5G技術“不安全”的同時,紐約大學無線研究中心主任西奧多·拉帕波特(Theodore Rappaport,他也是美國最早主張發展5G毫米頻譜的幾個人之一)發表了一篇關於頻率在100GHZ以上的6G 的論文。同年,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投票批準了95 GHz 以上頻譜的實驗,從而為美國換道6G研發奠定了的基礎。

  再來看“人權”。作為法案中“投資於美國價值觀”的一部分,對於中國人權的“關切”進入了美國“戰略與競爭”的立法。從西紅柿到棉花、再到光伏產品鏈,美國以“人權”為包裝的對華製裁佈局已經成型。

  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壓力下,綠色經濟成為未來發展的方向。其中,電網“去碳化”得益於各國的政策支持以及價格競爭力,未來的市場前景十分廣闊。據國際能源署統計,2020年全球光伏發電量較上年增加20%。在美國,太陽能發電在新能源發電中的占比激增43%,與此同時,中國光伏組件對美出口大幅增加。華盛頓很快對此做出反應,於當年5月再次取消對雙面組件的201關稅豁免,以阻斷中國出口;年底則再度延長了太陽能投資稅收抵免政策,扶持本國相關行業,並提供額外資金用作研發。

  美國這套組合拳其實不新鮮。早在2011年中美啟動“可再生能源夥伴關係”後不久,美國光伏製造聯盟就向美國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申訴,指中國太陽能電池企業靠政府補貼而得以在美國市場上低價傾銷,第二年相關機構做出仲裁,對中國的晶體矽光伏電池及其組件徵收“雙反”關稅。與此同時,美國還延長了2006年出台的太陽能投資稅收抵免政策。

  如此,在高關稅限製中國產品和國內優惠稅收政策的雙重保護下,美國太陽能行業迅速發展,截至2019年,整個行業實現千倍增長,創造20多萬個就業崗位,吸引1400億美元私人投資,太陽能發電應用的年增長率保持在50%左右。

  2020年2月,美國能源部宣佈在“太陽能技術辦公室2020財年資助計劃”框架下撥付1.255億美元,專項用於推進太陽能技術研究;今年3月又宣佈投入1.28億美元,目標是在未來十年內將太陽能成本降低60%。

  美國本輪製裁中國光伏組件的藉口是“強迫勞動”,這套話術對於美國爭取盟友,尤其是歐洲,相當有效——歐盟國家是中國光伏組件的最大海外市場,雖然經過漫長的談判,歐盟已經停止對中國光伏產品徵收雙反稅,但仍保有對部分玻璃組件的高關稅,對中國企業太陽能電池鈍化技術的侵權裁判也在發酵。

  接下來,隨著USICA正式立法,就美國科技戰略和政策層面來說,抽像意義上的“中國”對手或將逐漸淡化,而具體科技領域內的“中國”問題則將接踵而至,需要我們逐一分析、辨識並做出應對的預案。

  科研創新作為一個動態的過程,得益於開放的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之間存在合作的單純需求和動機。辨清美國口中的“中國”,不是為了割席分坐,而是要在提高自身實力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尋求科技合作發展的空間。

  作者董汀,系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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