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外交家喬冠華 仰頭大笑為外交成就定格

2021年07月04日08:30

  紅色外交家喬冠華

  仰頭大笑為外交成就定格

  

喬冠華

1913-1983

江蘇鹽城人。早年留學德國,獲哲學博士學位。抗日戰爭時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撰寫國際評論文章。1946年初隨周恩來到上海,參加中共代表團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部副部長、部長等職。 簡介和圖據外交部官網

1971年第26屆聯大會議上“喬的笑”。
喬冠華與龔澎。
中國代表團在第26屆聯大會議上。

  喬冠華身著一身熨燙平整的藏青色中山裝,梳著整齊的背頭,穩健地走向擺放著“CHINA”會議牌的席位。

  那一刻,世界的目光都對準了這個席位。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以76票讚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性票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的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中被剝奪了20多年的席位得到恢復。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時15分,由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擔任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踏進了聯合國會議大廳。

  落座後,一名外國記者問喬冠華能不能談談此刻的心情,喬冠華仰頭開懷大笑。這個瞬間被相機捕捉,成為了中國上世紀70年代外交成就的定格。

  喬冠華留給後世的照片中,也總是這樣一副開懷大笑的模樣。舉重若輕的笑容背後,是喬冠華長達一生的學識積累。毛澤東形容他的文章能抵兩個坦克師的兵力。

  《喬冠華傳》的作者羅銀勝評價喬冠華是一位充滿激情的紅色外交家,“他把自己的全部才情都奉獻給了祖國的外交事業,無論是談判桌前的唇槍舌劍,還是外交論戰中的篇篇檄文,均表現出喬冠華卓爾不群的外交才華。在談判桌前無不讓對方心悅誠服,展現了泱泱大國的非凡氣度。”

  “書呆子”

  1913年,喬冠華出生在江蘇鹽城東喬莊。家人們沒法準確記起他出生的日子,只記得他是在春天到來時出生的,“那時地裡的油菜花已經開了,到處是金燦燦的。”

  這片被淮河養育的蘇北大地,河溝縱橫,水網密佈。一棟外牆斑駁的老屋坐落在綠樹成蔭的小路上,喬冠華自幼就住在閣樓上。一張竹床和一張小木桌佔據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間,桌上擺放著一盞小煤油燈。

  喬冠華在自傳中回憶了他學生時期的經曆——小時候在當地讀的私塾,上了中學後,逐漸接受了很多新的思想,為了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他多次參加鬧學潮的活動,並三次遭到學校開除。喬冠華的父親只能託人將他送入南京中南學校,當時這是一所教學質量很高的中學。喬冠華要求連跳兩級直接上高三最後一學期的課程,經過測試,校方同意他試讀,僅用半年的努力,他以優異成績考上了清華大學中文系。這一年,喬冠華16歲。

  喬冠華的女兒喬鬆都回憶,在自己19歲生日時,收到了來自父親的一份禮物:《馬克思傳》,扉頁上題了一段寄語:“都兒,19歲了。看看我們的老祖宗是怎樣生活,怎樣工作的,做人要做這樣的人。”

  而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追求,從喬冠華年輕時便開始了,此後貫穿了喬冠華的一生。

  由於從中學時代對馬克思理論產生了濃厚興趣,喬冠華在大二時轉到哲學系,天天泡在清華的圖書館里,和發誓要“橫掃圖書館”的錢鍾書一起啃書本。

  《喬冠華傳》記載,在清華的四年,他不止一遍地讀完了馬克思大部分的經典著作。為了避免譯作有歧義,喬冠華自學德語、英語、日語,以便閱讀馬克思的原版著作。每天清晨天微亮時,學校的操場上便會出現喬冠華的身影:手裡總是拿著一張抄寫著單詞的紙條,一面跑步,一面背誦。

  為了進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他還幾乎讀完了清華圖書館里的黑格爾著作。季羨林曾在回憶錄中記錄,喬冠華經常腋下夾一冊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爾全集,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徜徉於清華園中。

  書本上的知識並不足以滿足喬冠華的求知慾。喬冠華決定繼續學業,到日本留學。由於成績優秀,學校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申請了資助,最終解決了學費問題。

  喬冠華的朋友林仰山回憶,1933年,喬冠華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繼續攻讀哲學,同時參加反對日本侵華戰爭的秘密宣傳工作。日本警察曾將喬冠華關押在看守所並搜查了他的住處。其間,一位警察對喬冠華變得很客氣,甚至對他說“喬桑(君),我很佩服你!”原來他們在搜查喬冠華住處時,發現他的每一件東西都擺放得整齊有序,在日本人看來這樣的人是有教養的人。因找不到確鑿證據,喬冠華被關押兩週後便被釋放了。

  據《喬冠華傳》所載,由於喬冠華的進步活動為日本反動勢力所不容,不久就被驅逐出境。1935年,喬冠華又赴德國圖賓根大學留學,當時國內局勢越來越緊張,喬冠華開始利用課外的一切時間鑽研軍事科學,特別研讀了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朋友廣泛研討歐洲的戰爭史和軍事地理等方面的書籍,對著歐洲和世界地圖,反複思考局勢。

  1936年,國內局勢越來越緊張,喬冠華決定啟程回國。當喬冠華的博士論文通過評審時,他已回到了國內,沒能拿到自己的博士學位證書。

  投身革命

  輾轉多地,喬冠華於1938年初回到祖國。他受邀到香港擔綱《時事晚報》的主筆,每天的社論都由他來寫。喬冠華用“喬木”作筆名,每出一篇社論,就通過中國新聞社向南洋華僑報紙發稿。當時各地正是風雲際會之時,喬冠華撰寫社論不可避免地要多談國際問題,也正是這些出手不凡的國際述評,使得嶄露頭角的喬冠華以“喬木”之名風靡香港。

  好友徐遲曾評價喬冠華在報紙上刊登的第一篇社論,“以俊逸文筆,寫出透徹的見地,閃耀於讀者之前,而使我震懾,為之叫絕。”

  據喬冠華傳記的撰寫人羅銀勝記述,當時的文化人,大多有著抗日愛國思想,但有些人對國民黨頑固派明里抗日、暗裡反共仍認識不清,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不瞭解,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也捉摸不透,而喬冠華的社論常常能為對抗戰前途感到迷茫的人指明出路。

  在《時事晚報》工作期間,喬冠華就住在報館里。這是地處香港鬧市中的一間狹隘的樓房,悶熱如蒸籠,喬冠華常常伏案寫作,揮汗如雨。十分狹隘的居室又臨街面,市聲透入樓里,使他睡不好覺,他一般只在白天睡幾小時覺,下午會友、看書、尋資料,晚上寫社論。

  在朋友馮亦代眼裡,喬冠華是一個只知工作不知休息的人,往往因寫文章廢寢忘食,饑一頓飽一頓。馮亦代不忍心看著喬冠華過這樣沒有規律的生活,因此幾次向他提出在他每天的社論發稿後,即到馮家去吃飯休息。經好說歹說,喬冠華才同意。

  但不久後,保姆便來向馮亦代告狀了。因喬冠華愛喝酒,這位保姆記不住喬冠華的姓,便把喬冠華稱為“酒仙”。保姆說,“酒仙”除了喝酒、看外國新聞報紙之外,偏不好好吃飯睡覺。把他的書報拿開,一不留神書報又回到他的手頭;給他裝了飯,他又想心事把飯菜冷了;好不容易看他睡下,可是廚房還沒有收拾完,回頭一望他又在看書了。保姆納悶,他難道真的成了神仙?馮亦代得知後很著急,向喬冠華勸說,喬冠華則回應:“國內國外的形勢這麼緊張,我要寫文章就得收集材料,可是時間不多,我想如果當初定48小時為一日有多好!”

  在香港參與革命期間,喬冠華的政治生活出現了關鍵節點:加入中國共產黨。

  《喬冠華傳》記載,1939年,他向八路軍辦事處的連貫表示了加入組織的迫切願望。經連貫與廖承誌介紹,向延安報請批準。接到喬冠華的入黨申請後,中共中央非常重視。毛澤東早就對喬冠華的文章表示讚賞,他曾對人說過:“你們讀過香港一個喬木寫的文章嗎?他寫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氣魄,文章有如千軍萬馬,我看一篇他寫的文章足足等於兩個坦克師哩!”周恩來也認為喬冠華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批準喬冠華入黨,可以團結一大批知識分子。

  中共中央組織部很快就表示了同意,喬冠華於1939年底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他在回顧這段曆史時說:“這件事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是一個轉折,是個關鍵。”

  外交上嶄露頭角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外交也揭開了新篇章。

  新組建的外交部由周恩來兼任部長,在周恩來的親自點將下,喬冠華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國際新聞局局長。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外交的首要任務是: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製,恢復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為此,毛澤東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三條方針。

  1950年10月起,喬冠華多次作為顧問,參與了板門店朝鮮停戰談判、日內瓦會議,在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經常起草或組織領導撰寫重要外交文件。

  《喬冠華傳》記載,1964年8月,阿爾及利亞總統曾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外交部向中央建議,以毛澤東的名義寫複信。毛澤東批示:要用親切生動的語言寫,並點名要喬冠華起草該信件。喬冠華在短短四五天時間內完成了為毛澤東代擬的複信稿。這封信件以兄弟口吻稱呼阿爾及利亞總統,文風生動活潑,毛澤東看完信件稿當即批示打印信稿,當天下午即簽字發送。

  此外,1962年11月周恩來就中印邊界問題致亞非國家領導人的信,1970年毛澤東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對美國侵略鬥爭而發表的五·二聲明等重要外交文件,均由喬冠華負責起草撰寫。獨樹一幟的寫稿風格使得喬冠華在外交上逐漸嶄露頭角。

  喬的笑

  時間來到1971年。

  二戰結束後,中國作為聯合國創始國和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卻因美國長期的阻撓,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一直未得到恢復。

  隨著第三世界國家的崛起,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有利的外部條件逐漸成熟。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第1976次全體會議上,以76票讚成,17票棄權,35票反對,通過了具有曆史意義的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

  其後,毛澤東指定喬冠華為第26屆聯大代表團團長,率團參加此次聯大會議。毛澤東認為,喬冠華懂幾種外語(包括英語、德語和日語),知識淵博、中西貫通,不光文章寫得光彩奪目,而且演講口才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團長非他莫屬。而以喬冠華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即將出席26屆聯大的消息發佈後,國外新聞界也一致認為這是中國“可能派出的最合適的人選”。

  在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轉道巴黎途中,有記者問道:“喬先生,你作為團長,對大會通過恢復中國席位的決議有什麼想法?是否感到突然?”

  喬冠華回應:“我一點也不感到突然。用中國一句成語來說,這叫水到渠成。聯合國作為國際機構總不能把中國這麼一個泱泱大國老是排斥在外吧。有的國家的外交不是採取現實主義的政策,像鴕鳥一樣,把身子往沙堆裡一鑽,以為就自得其樂呢!其實呢,它往沙灘里越鑽越深,就愈顯得它不聰明。臀部還露在外面嘛!”記者追問,“你指的是誰?”喬冠華說,“各位都是聰明人,還要我明言嗎?”

  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時15分,中國代表團成員氣宇軒昂地走進會議大廳,團長喬冠華、副團長黃華等人依次在標有CHINA的席位上入座,會場上所有人都起立報以熱烈的掌聲。喬冠華落座了禮賓司長親自為他拉開的中國名牌後的那張椅子。此時,有記者問:“喬先生,你現在坐在這張椅子裡有何感想?”喬冠華聽後給出了一個仰頭大笑。記者不解,他進而解釋:“我現在的心情不是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了嗎?”

  這著名的“喬的笑”被現場記者的快門捕捉,獲得了新聞攝影普利策獎。喬冠華笑容里的自然和淋漓盡致,作為中國外交的一張名片被載入曆史。

  會議結束前,身穿中山裝的喬冠華手拿發言稿,沉著冷靜地走上了演講台。演講中,喬冠華用一口流利的英語譴責了美國妄圖侵害別國主權並試圖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以清晰的邏輯和簡練的語言闡明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我們主張,任何國家的事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國來管,聯合國的事要由參加聯合國的所有國家共同來管。中國現在不做,將來也永遠不做侵略、顛覆、統治、干涉或欺侮別人的超級大國。我們希望聯合國憲章的精神能夠得到真正的貫徹,我們將和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站在一起,和維護各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和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共同努力。”

  德新社對此曾評論稱:“在國際講壇上非常少有的這種坦率和平實的發言,表明了北京對聯合國的政策以及對外政策意圖的輪廓。”喬冠華舉重若輕的大笑和演講,塑造了大方自信的新中國形象。

  此前,喬冠華在去往聯合國的飛機上曾為此行賦詞一首,“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萬里大洋橫渡,一望長空盡碧。此去盡何為?擒虎子,入虎穴!”

  駛過激流險灘

  1972年2月21日,中國外交又迎來尼克遜訪華這一重大事件。尼克遜訪華進程中的會談分三個層次進行,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喬冠華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研究雙方如何發表公報的問題,也是會談最為艱巨的一個部分。

  在公報中關於台灣問題的實質性談判上,雙方一度相持不下。在雙方談判氣氛達到最緊張時,喬冠華呷了一口咖啡說:“博士,你是出生於德國,我是在德國獲得的學位。從這點上講,我們應該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學上我喜歡黑格爾,你喜歡康德,這也許是我們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基辛格聽後笑了起來,緊張氣氛一掃而光。會議結束後,基辛格曾對國務院的工作人員說:“喬冠華這個人很有才華,不好對付。”

  而後,雙方提出了新方案,喬基會談取得了突破,美國方面作出關於台灣問題的重要聲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後來,周恩來將文本報請毛澤東和政治局批準,這個公報就是後來影響深遠的中美上海聯合公報,2月28日,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發表標誌著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

  喬鬆都在談到父親的外交成就時說,儘管父親的笑容被世人銘記,但笑容背後卻刻滿了一路走來的艱辛。“父親是帶著曆史的使命,代表的不是他個人,而是代表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走向世界的決心。”

  喬鬆都記得,父親從聯合國大會歸來後,最常提起的不是自己在大會上的表現,而是到倫敦海格特公墓的馬克思墓前獻花。“父親是一個學者型的革命家。他的一生都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信念,也不斷在實踐中追求這個信念。”

  1970年9月20日,喬冠華的妻子、前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龔澎因病去世,喬冠華痛失所愛。喬鬆都在憶文中寫道,“我不能描述父親是怎樣駛過激流險灘的,可是我能夠感覺到他心中交織的複雜情感,他的快樂和無奈,感悟和追憶。”

  喬鬆都回憶,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里,喬冠華大多數時間都在家裡養病,他愛靠在客廳的躺椅上,抱著喜愛的老古書靜靜地閱讀。

  在喬鬆都去看望他時,他一眼認出了喬鬆都身上的咖啡色套服,對她說:“這是你媽媽的衣服。咖啡色帶小格子的,你媽媽很喜歡這身衣服的顏色和圖案。”

  “已經過去那麼久的事情,你都還記得嗎?你還記得我媽媽?”喬鬆都問,喬冠華望向窗外答,“和你媽媽在一起的日子我一天都沒有忘記。過去的每一天都裝在我的腦子裡,我從來不會忘記。”

  1983年9月22日,喬冠華於北京逝世,享年70歲。本在籌劃的外交回憶錄已經完成了具體構思,但直到病逝,喬冠華也沒能完成這個心願。

  紐約的聯合國大廈二樓代表團休息大廳的牆壁上,至今仍掛著巨幅的綠色長城掛毯,畫面覆蓋了大半個牆面。這是第26屆聯合國大會前喬冠華代表中國人民為大會挑選的禮品。畫面里,背景是象徵著和平和生命的綠色,長城像一條巨龍般朝氣蓬勃地盤桓在中華大地上,向世界訴說著中華民族的覺醒。

  部分資料參考:《喬冠華傳:紅色外交家的悲喜人生》《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

  新京報記者 周思雅

  A04-A05版圖片(除署名外)/新京報記者周思雅翻拍自《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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