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衛榮 姚霜|語文學的未來

2021年07月11日10:15

原標題:沈衛榮 姚霜|語文學的未來

《何謂語文學: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實踐》,沈衛榮、姚霜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476頁,128.00元

區域研究的興起和語文學衰落

1958年3月,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東方語言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教授、著名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 1913—1991)先生十分罕見地給《美國東方學會會刊》(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和《亞洲研究雜誌》(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這兩個迄今為止依然是北美最重要的亞洲(東方)研究學術期刊投了一封公開信

(薛愛華: 《公開信》[“Open Letter”],載於《美國東方學會會刊》1958年第78輯第2期,第119—120頁)

,信中不假掩飾地挑明了傳統漢學所遭遇的困境,表達了對新興的“區域研究”(Area Major)的強烈不滿,提出漢學家們應當徹底放棄漢學和漢學家這樣名重一時的專業和稱號,為自己在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和語文學等專業學科中,重新選擇一條學術出路,並按照那個學科通行的學術標準來要求自己,做一名可與所在學科同行們進行公平競爭的優秀學者。

眾所周知,薛愛華是美國著名漢學家,是研究中國中古時期中西物質文化交流史的一位專家,他的名作《撒馬爾罕的金桃: 唐代舶來品研究》是西方漢學研究史上的一部經典著作

(原版為: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r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漢譯本見薛愛華著,吳玉貴譯: 《撒馬爾罕的金桃: 唐代舶來品研究》,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學界常有人將薛愛華的學術興趣、方法和成就與偉大的德裔美國漢學家、博物學家勞費爾(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先生相提並論,他們都繼承了傳統歐洲漢學的優良傳統,其博學深邃的學術品質令人肅然起敬。薛愛華取得加州大學的終身教職時,卻正好趕上了與戰後冷戰中的國際政治形勢直接相關的美國大學“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急速興起的時代,這對他所從事的以研究古代語言、文本和文化為主的傳統漢學(語文學)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困擾和影響,漢學在北美大學人文學術體製內失去了穩固的學術家園,它被更注重於現實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所取代。

薛愛華
薛愛華

在信中,薛先生談到當漢學面對“區域研究”強勢崛起和人文科學學科已有精細分工這雙重挑戰時,漢學和漢學家應該如何重新確定自己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體系內的專業定位問題。他給出的讓“漢學長大”的解決方案是傚法“歐洲學”的先例,徹底拋棄傳統漢學,以適應北美大學既定的人文社科學術分工體製。同時,他對新興的“區域研究”這樣的畸形怪物表示了強烈的反感,在他看來,對一個地理區域的研究無法構成一個獨立的學科,它缺乏嚴格的學術方法和學術評判標準,“區域研究”無異於一個“半吊子的避難所和庸才的收容站”(asylums for dilettantes and refuges for mediocrities)。如果漢學也必須成為一個“半吊子”的“區域研究”類學科,那還不如讓它從此消失。漢學家們與其成為“非魚非鳥”“非驢非馬”的怪物,不如立刻起身揖別,各奔前程,轉型成為語言、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等不同的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相忘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大江大湖之中。但是,薛先生自己則鄭重聲明他既不是語言學家,也不是歷史學家,而是一名對“與物質文化相關的中古漢語文獻特別關心的語文學家”。換言之,作為一名傳統的漢學家,他依然要守住傳統漢學這塊在北美大學建製中已經無家可歸的學術陣地。

這封公開信發表至今已經過去了六十餘年,今日讀來,卻依然覺得勝義紛披,意味深長。它不但是我們瞭解1950年代北美大學中漢學向“中國研究”轉變這一段學術史的寶貴資料,而且也對我們理解今天世界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分類,以及“漢學”(國學)和“中國研究”(區域研究)的不同學術取徑有很深刻的啟發意義。當然,若要充分領悟這封信的微言大義,恐怕還需要我們下一點語文學的功夫,對它作一番語境化和歷史化的處理,解釋清楚漢學、語文學和“區域研究”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瞭解“區域研究”的興起何以會對漢學的生存帶來如此嚴重的挑戰。

前述我們提到了西方學科中“-logy”的定義,明晰了很多以“logy”結尾,是表示對“某物的研究”的詞彙,而在人文學科中,大部分實則都是語文學研究,或者說是以語文學為基本學術方法的某一種很專門的學問。特別是那些與東方某個地區、民族(國家)、宗教和文化相關的人文科學學科(humanities),例如漢學(Sinology)、印度學(Indology)、藏學(Tibetology)、突厥學(Turkology)、亞述學(Assyriology)、埃及學(Egyptology)和佛教學(Buddhology)等等,它們無一例外都屬於語文學研究範疇。這些學科通常也都被歸屬於廣義的東方學(Orientalistics)研究領域之內,從其學術特點來看,大部分又都屬於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或者東方文本語文學(Oriental Textual Philology)的分支學科。儘管薩義德確實把西方的東方學,特別是它的狹義形式,即西方對近東、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教的學術研究,作為他所討論的“東方主義”的一個重要層面,但是作為學術的東方研究在西方通常被稱為Orientalistics(德語Orientalistik),或者Oriental Studies(Orientwissenschaft東方科學),它與作為一種思想觀念、思想方式或者意識形態的Orientalism(東方主義,Orientalismus)並不是同一回事。後殖民時代對東方主義思想及其後果的激烈批判,曾對西方的東方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困擾和打擊,當人們知道了由於東方主義,西方對東方的所有知識、研究和認知,無不都打上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烙印,他們自然會問: 那麼對古代的東方語言、文本和文化的學術研究於今天又究竟有何重要意義呢?

薩義德著《東方主義》1978年初版
薩義德著《東方主義》1978年初版

然而,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這些可歸屬於西方之東方學範疇的很多不同地域的研究學科,它們在西方的形成和發展恰好與以語文學為主導的歐洲現代人文科學學術蓬勃興起同時,所以,從誕生之日起,它們就都是典型的語文學學科。它們要求其從業者們從學習這些地區、民族、國家和宗教的語言、文字開始,通過對它們遺存的文本的收集、整理、翻譯、解讀,來對它們的歷史、社會、宗教和文化做出符合西方人文學術(語文學)規範的研究和構建。而漢學無疑是這類東方學分支學科中的典型,西方早期的漢學研究主要就是對古代漢語語言和文獻的研究,是對大量漢語文文獻的整理、翻譯、解釋和研究。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殖民探險家們在中國西北廣大地區開展了很多次大規模的科學考察,於西域文物考古領域掠奪了大量珍貴的文物資料,進而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特別是他們相繼發現和劫取了敦煌、吐魯番和黑水城等西域語文文獻寶庫,這給當時的世界漢學和中亞(西域)語文學研究的蓬勃發展注入了強勁的動力,使這兩個學科得以在西方東方學研究領域內異軍突起,令舉世矚目。正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先生於國際學術界脫穎而出,聲譽卓著,被公認為世界漢學第一人,其學術地位至今不可動搖。伯希和那些不拘一格的學術著作,雖然經常缺乏明確主題、腳註長於正文,但汪洋恣肆、博大精深,是漢語語文學和中亞(西域)語文學研究的典範和登峰造極之作。在他那個時代,漢學是一門經典的語文學學問,漢學家必須是一名語文學家。

伯希和
伯希和

不幸的是,自20世紀中葉開始,語文學於西方,特別是北美的人文科學學術領域內進入了一個全面的衰退時期。隨著人文科學研究逐漸被明確地劃分成文學、哲學、歷史、宗教、語言、藝術等學科,語文學雖然作為人文科學研究的基本學術方法或依然隱性地存活於上列各個分支學科之中,但它在北美大學的學術建製中已經接近於無家可歸了。只有在美國的一些老牌大學中或還保留有古典研究系(Department of Classical Studies),給語文學的某些特別專門的學科,如古希臘語文、拉丁文和梵文研究等,保留有一席之地,但僅僅起著一種拾遺補闕的作用。只有像梵文研究和與它關聯極深的印藏佛學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還能夠在歐洲和日本的人文學術界繼續保持著一定的發展勢頭,成為今日世界語文學研究的典範。

與此同時,大部分本來屬於語文學範疇的東方學分支學科於北美大學的學術建製中紛紛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基礎。隨著現代人文科學各分支學科之間的分野越來越細緻和明確,像漢學、印度學這樣從語文入手對一個地區、民族和國家進行百科全書式的研究,與現代人文學科的學術分類明顯相矛盾,故很難繼續維持下去。於是,這些曾享有崇高學術威望的語文學學科迅速被肢解,融入了文學、歷史和哲學(宗教)研究等不同的分支學科之中。此外,二戰之後的美國,在冷戰愈演愈烈的國際政治背景之下,由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等政府機構,和福特、洛克菲勒等許多民間財團和基金會的聯合推動和支援下,北美各大學中紛紛建立起了名目繁多的“區域研究”項目,開始將“區域研究”作為一個主修學科,整合進大學的教學和研究體系之中。

所謂“區域研究”,簡單說來就是對一個地理的、民族的、國家的和文化的特定區域,進行結合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它涵蓋語言、歷史、地理、文學、文化、政治、經濟、社會、戰略和國際關係等所有學科的研究,尤其重視對這些地區之現實政治和經濟進行社會科學的研究,明顯偏重政治導向和理論闡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前述那些屬於東方學範疇的分支學科則紛紛被改變成為一種“區域研究”,如漢學和印度學被分別改變成為“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和“南亞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像漢學這樣傳統以語言、文獻和文化研究為主要內容的民族、國家的語文學研究,在北美大學中通常會被整合進入東亞語言文學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成為對東亞地區之“區域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區域研究
區域研究

事實上,當漢學被“中國研究”取代時,曾經輝煌的漢學時代到此就已宣告結束了。語文學從來不是“中國研究”最基本的學術研究方法,用像諸如“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這樣的社會科學理論,看起來完全可以更好地解釋中國現實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預測其將來的發展趨勢,所以,人們似乎完全不必再花那麼大的力氣,去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的語言、文獻和歷史文化了。當然,將眾多有著完全不同的學術背景和專業訓練的學者們聚集在一起,組成一個被稱為“中國研究”的跨學科的區域研究項目,這並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取得成功的。如何在不同學科之間,就對學術主題的設定和分配、不同學術方法的選擇和使用,和不同學術標準的確定和統一等等,進行有效的協調和整合,這是十分棘手和難以解決的問題。

前述北美“區域研究”的崛起和傳統漢〔語文〕學的衰落就是薛愛華寫作這封公開信的時代歷史背景。“區域研究”的興起和文史哲等學科的明確劃分,這二者促成了使曾經享有崇高學術地位的漢學和漢學家們失去其學術家園的尷尬局面。而將研究同一個地域範圍的語言、歷史、金石文獻、文藝批評、經院哲學、政治進程、社會動態、財務形勢,甚至花崗岩石的學者們都集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區域研究”主修學科,這在薛愛華看來十分荒唐可笑。“區域研究”既沒有統一的學科性質,也沒有嚴格的學術方法,何以能夠成為一個主修學科?不甘平庸的薛先生自然不樂意與從事“區域研究”的庸才和半吊子們為伍,也不願意做一名非驢非馬的漢學家,坐視曾經德隆望尊的漢學蛻變為眾多不倫不類的“區域研究”項目中的一個——“中國研究”。

正是在這種極其困難的形勢下,薛愛華不得不承認漢學已經走到了它的終點,漢學不能再那麼天真、幼稚了,是它“該長大的時候了”,於是,他向自己的學術同行們建言,乾脆徹底拋棄曾經給他們帶來過榮耀的漢學和漢學家的身份認同。與其像曾經的非魚非鳥的“歐洲學家”一樣,做一名非驢非馬的“漢學家”,和一夥道不同不相與謀的“中國學家”們為伍,倒不如自覺地投身和融入語言、歷史、文學和哲學研究等人文學術的分支學科之中,成為可與這些學術領域的同行們在普遍流行的學術標準下公平競爭的專家學者。早在“區域研究”興起以前,幸運的歐洲學家們就已經卸下了“歐洲學家”的包袱,成為分別研究歐洲文學、歷史和哲學的專家學者,得以免受因“區域研究”的興起而給漢學家們帶來的衝擊和羞辱,所以,漢學家們只要拋棄漢學和漢學家這個名頭,轉而在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和政治學等專業領域中尋找自己的學術出路,他們就能擺脫困境,涅槃重生。

當然,薛愛華先生自己則不想“擁有自大的‘歷史學家’或者自負的‘語言學家’這樣的名頭”,而要繼續做一名“對與物質文化相關的中古漢語文獻特別關心的語文學家”。他認為語文學家或可以是二流的,但語文學並不是一個二流的學科,不能讓某些二流的語文學家破壞了語文學這個具有悠久傳統的一流學科,語文學家絕非天生就是二流的學者。雖然薛先生研究中古漢語文獻,但漢學可以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故他不以漢學家或者中國研究的同行們為學術上的競爭對手,他的目標是要做一位可以與世界上研究比魯尼、阿格里克拉和喬叟的優秀學者們並駕齊驅的一流語文學家。

值得強調的是,薛先生在公開信的一個註釋中還專門給出了他給語文學下的一個明確的定義,他說:

我使用“語文學”這個詞並不是,如先前一樣,作為那個我們現在稱之為“語言學”的一個同義詞,而大約是如《韋氏新國際字典》(第二版)中開篇所說的那個意思,即“對主要是在其語言、文獻和宗教中表現出來的文明人的文化的研究……”我更傾向我自己的定義:“〔語文學〕是對文本遺存的分析與闡釋,利用如金石學、古文字學、訓詁(解經)、低等和高等批評等學術手段,引向對作為文化複雜性和思想微妙性的一種直接表現的文獻/文學的研究。”語文學,像整體的人文科學一樣,目的在於〔獲取〕比較而言抽像水準較低的知識,例如與社會學相比較,儘管其技術可能是高度抽像的。終究,語文學關心的是具體的、個人的、直接的、具象的、表現的知識,故而與傳記、圖像、象徵與神話等相關。語文學之家,正如歷史之家,擁有眾多宅邸。我想,在我的定義中,風格批評、民俗學家、詞典編纂學者和許多其他別的人都各有其位置。

薛愛華的公開信
薛愛華的公開信

這樣的一個語文學定義當然首先是薛先生對他自己的學術實踐的一個總結,但它也是對傳統漢學,或者說漢語語文學研究及其方法所作的一個十分確切的定義和總結。

正是由於對語文學的堅持,薛愛華最終成為一位名滿天下的優秀漢學家。但是,他於這封公開信中所表達出來的這份對“區域研究”的憤憤不平之情和要拯救漢學的良苦用心,顯然都未能阻擋住漢〔語文〕學受“區域研究”衝擊而徹底走向衰落的進程。那些在“區域研究”的學科框架下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們,自然不都是一些非魚非禽(非驢非馬)的“庸才”和“半吊子”(票友),他們當於不同的學科專業領域內學有專精,術有專攻,各有各的優秀和卓越。嚴格說來,“區域研究”始終不是一個學科(academic discipline),它更像是一塊彙聚各路英雄的金字招牌,美國的大部分中國研究專家,正如薛先生所希望的那樣,因拋棄了漢學家的名分,而得以成為能在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和經濟等學科內各領風騷的專家學者。當然,不得不說的是,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內,從此再難見到像薛愛華這樣畢生以語文學為職業的具有經典性意義的優秀漢學家。這或亦一如薛先生之所願,漢學和漢學家於北美學界業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語文學 Vs 超語文學

20世紀中葉以後,語文學於西方學界的境遇和影響力每況愈下,逐漸走下了學術神壇。語文學開始被人認為是一種機械、守舊的學問,不但枯燥乏味,事倍功半,而且對於人生也毫無價值和意義可言。導致語文學於世界範圍內衰落的原因,細究起來有很多,除了區域研究的興起是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外,新理論範式、新思想的流行,特別是以解構為標誌的後現代主義的興盛,無疑也給語文學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十分致命的打擊。語文學家們不管有多麼的優秀,也都難以擺脫時代政治、社會和思想的影響和束縛,任何細緻的文本分析和客觀的意義闡釋或也終難抵達語文學實踐之究竟,完美地揭示文本的真實意義。所以,語文學的魅力和權威隨著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登場而不斷受到質疑和挑戰,終於成為明日黃花(aging lady philology),不再輝煌。

可是,當紅麗人般的後現代文藝理論(Lady Theory)如火如荼地發展著的20世紀80年代,西方文學界卻開始頻頻有人發出“回歸語文學”(The Return to Philology)的呼籲,讓語文學這個在當代社會幾乎被遺忘了的詞彙重新回到了人文思想界的視野之中。從近現代人文科學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語言學”和“文學研究”本來就是以語言和文本為研究對象的語文學的最直接的傳人。語文學是一門帶著人文和歷史關懷來研究人類語言和文獻的準科學,它既有科學理性的一面,同時也離不開推測的維度。進入20世紀之後,語文學開始裂變為語言學和文學研究(比較文學)兩大各自獨立的學科,前者向更加科學的方向發展,而後者則越來越朝著人文和歷史研究的方向進步。隨著語言學和文學研究這兩個學科的發展和成熟,語文學便漸漸在學術體製內消失了。可是,語言學不斷增長的科學性和技術性,使它漸漸失去了學科的人文性質。而文學研究則因過分強調闡釋的力量,不再給文本以應有的地位,逐漸淪為一門沒有學術聚焦點的、無所不包的人文學科,且日漸遠離科學理性,與精準、嚴密的文本語文學形成強烈的對照。這大概就是為何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時常會有文學界的大佬們,如保羅·德曼和愛德華·W. 薩義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等,站出來呼籲文學研究要“回歸語文學”的重要原因。

薩義德
薩義德

“東方主義”(Orientalism)理論之父薩義德先生在去世前不久所作的一次題為《回歸語文學》演講中開宗明義:“語文學於二十一世紀之初差不多是與人文科學相關的所有學術分支中最不時尚、最不性感、最不現代的,同時也是最不可能在有關人文科學對於生命的重要意義的討論中出現的。”

(見本書中愛德華·薩義德: 《回歸語文學》,第328—346頁)

可是,他又認為當下的文學研究學科已經失去了明確的主題和發展方向,文學批評中充滿了不著邊際的大話或者行話,很多不過是作者們“職業性的自我迷戀”(professional self-absorption)和“輕率的政治性的裝腔作勢”(facile political posturing),討論的又都是諸如“廣大的權力結構”(vast structure of power)一類的宏大敘事。而導致文學研究失去其焦點的主要原因是職業訓練中語文學的衰落和缺失。而沒有了語文學的文學批評,則無異於一種披著職業外衣的避苦趨樂的本能行為〔或曰“快樂原則的職業形式”(the professional form of the pleasure principle)〕,只有悔罪式地回歸語文學,作為學術的文學研究方可獲得新的整合,以重歸正道。

保羅·德曼
保羅·德曼

保羅·德曼是早於薩義德的一位北美著名文藝理論家、耶魯解構學派的靈魂人物,他曾針對當時美國文學教學和研究界對以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解構主義為代表的流行文學理論的激烈批評做出了的回應,率先發表了題為《回歸語文學》的文章,提出了“在實踐中轉向理論即出現為對語文學的回歸”

(見本書中保羅·德曼: 《回歸語文學》,第322—327頁;關於保羅·德曼倡導的“回歸語文學”或“對理論的抵抗”等一系列結構主義理論討論亦見沈衛榮: 《文學研究的理論轉向與語文學的回歸——評保羅德曼的〈重回語文學〉》,《回歸語文學》第一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鮮明地倡導一種全新的、昇華的語文學形式。德曼和薩義德對“回歸語文學”的呼籲,促使許多幾乎沒有在意過語文學的人開始關注語文學。斯坦福大學的比較文學大家漢斯·烏爾里希·貢布萊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也發表了一部題為《語文學的力量: 文本學術的活力》的著作

(漢斯·烏爾里希·貢布萊希特: 《語文學的力量: 文本學術的活力》[The Powers of Philology: Dynamics of Textual Scholarship],烏爾巴納與芝加哥: 伊利諾伊大學出版社,2003年)

,不但呼籲人文學術,特別是比較文學研究要回歸語文學,而且還對語文學的學術方法做了簡要的介紹。這幾位著名文學研究大家對回歸語文學的呼籲或給人以這樣的錯覺,即正當結構主義理論為標誌的文藝批評甚囂塵上之時,北美文學研究領域依然對語文學有著強烈的興趣和一種較之過去不同的理解。

前述已經提到,早在1988年,當時還很年輕的哈佛大學中世紀拉丁語文學助理教授茨奧科夫斯基先生受德曼《回歸語文學》一文的感召,在哈佛大學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發起組織了一次題為“何謂語文學”的學術討論會。逾二百餘人參與了這次會議,會後出版了《論語文學》一書,彙集了十二位發言人及其回應者對語文學及其與古典研究、文學研究、文藝理論、女性研究等學科的關係的看法,篇幅雖然短小,但寓意深遠。在《論語文學》一書的導言中,茨奧科夫斯基說明組織這次會議的初衷是想讓在不同科系中的教師們來檢驗自身對語文學的認知,並以語文學的方式去分析語文學,從而試圖尋找語文學的真相,包括不同學科對“語文學”這一詞彙的最早和後續的應用、語文學和闡釋學在聖典研究中的不同、語文學與語言學的關係,以及語文學在文學批評中的位置等

(參見本書收錄的《論語文學》一書的導言: 揚·茨奧科夫斯基: 《何謂語文學?——導論》,第46—56頁)

。茨奧科夫斯基意圖從語文學的歷史中去打破人們對這一學問的刻板印象,他與多位古典學家一起,強調語文學之於當代任何一個涉及文本、文獻的人文學科的基礎作用。然而,從會議的成果來看,此次討論似乎是語文學與理論二者在文學研究與教學中的“權力”較量的戰場。對此,茨奧科夫斯基感到十分疑惑,認為我們不能將自身的專業割裂為兩個層面,一層完全專注於概念上的問題,一層完全投入文本與技術工作,希望在某些理論的解構意圖和語文學普遍的重構工程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遺憾的是,在此以後的近二十年時間內,這樣的一條中間道路顯然並沒有被找見。

2005年,已經是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的茨奧科夫斯基先生發表了一篇題為《超語文學》的長篇書評

(“Metaphilology”,載於《英語與日耳曼語文學集刊》[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2005年第104期第2輯,第239—272頁)

,同時對貢布萊希特的《語文學的力量: 文本學術的活力》和另一位美國著名的比較文學研究大家、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文理學院院長塞思·雷厄(Seth Lerer)的《錯誤與學術自我: 從中世紀到現代的學術想像》

(Error and the Academic Self: The Scholarly Imagination, Medieval to Modern,紐約: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2年)

這兩部著作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茨奧科夫斯基毫不顧惜這二位學術同行的情面,對這兩本語文學著作表現出了明顯的不滿,甚至不屑;他不厭其煩地在書中挑各種錯漏,對作者的學術態度和學術水準提出了犀利的批評。從這篇書評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出茨奧科夫斯基先生自己對語文學的執著和堅守,而且也能看出他對當下學術因背離語文學傳統而有失水準的痛心。

漢斯·烏爾里希·貢布萊希特:《語文學的力量:文本學術的活力》
漢斯·烏爾里希·貢布萊希特:《語文學的力量:文本學術的活力》

首先,茨奧科夫斯基毫不含糊地批評貢布萊希特的《語文學的力量》一書或是“有關語文學的著作中最不語文學的一種”,它的範圍和做派或可以“超語文學”“泛語文學”“假語文學”和“偽語文學”等等名稱來界定,但絕不是正宗的語文學

(此書的導言部分被收錄於本書,見貢布萊希特: 《何謂語文學的力量?》,第57—62頁)

。它更像是一種“philo-blogging”,即“熱愛—寫博客”的網文類作品。儘管這本書的主題是討論語文學的核心實踐,即如何收集、整理(編輯)、評註、歷史化和教學文本等,但儘是些泛泛之論,淺嚐輒止,沒有提供足夠的實例可以引導讀者去深入瞭解語文學的具體做法。而書中對所詮概念定義的模糊和不一致、寫作手法的隨意和不規範、援引資料的片面和不準確等等,無一不都正好走向了語文學的對立面。為了說明這本書在語文學意義上的不學術和不嚴肅性,茨奧科夫斯基列舉了書中由於不嚴謹而造成的種種錯誤,指出在結集出版中亦未對原已發表的文章中出現的明顯錯誤進行修改等等不專業、不認真的學術態度。

茨奧科夫斯基覺得,貢布萊希特雖然著作等身,但更像是一名公知,本沒有能力和資格寫作一部有關語文學的著作,更沒有必要出版這樣一本已經重複發表多次的小書,他完全不應該“趁熱點”而寫作這樣一本以“語文學”標題的著作來誤導讀者對語文學的認知。因此,貢布萊希特和德曼一樣,他們在意的不是語文學,而是一種似龍而非龍的“超語文學”。茨奧科夫斯基在他的這篇書評中,即以挑揀語文學錯誤的方式——一種傳統語文學的實踐——指出貢布萊希特這本著作的非語文學性質。

塞思·雷厄:《錯誤與學術自我:從中世紀到現代的學術想像》
塞思·雷厄:《錯誤與學術自我:從中世紀到現代的學術想像》

茨奧科夫斯基評論的第二部作品雷厄的《錯誤與學術自我: 從中世紀到現代的學術想像》探討的是文學研究的職業化與界定錯誤之間的共生關係,討論了強調批判和正確的學術寫作風格是如何和為何如此發展起來的,並指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應當在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期的語文學中,特別是在錯誤中去尋找。在導論開篇,雷厄說道:

我不認為我已經出版的任何東西中有哪一種是沒有一個錯誤的。各種打字錯誤悄悄地混雜在裡面,逃過了校對。錯誤的引文和錯誤的翻譯拒絕接受改正;有時事實和判斷看起來差不多是故意地要與實際的證據和被普遍接受的觀念相違背。所以,去找出這樣的錯誤看來是讀者們的責任。為出版者〔服務〕的評審者們,和他們之後的圖書評論人等,經常帶著善意開始得很好,但讚揚很快散落為〔一地雞毛〕,成為對學問的賣弄,最終的報告和評閱書常常就是對〔書中〕錯亂的句子和短語的羅列。

顯然,這段帶著幾分自嘲的開場白本來是雷厄用來抵禦批評的新戰略,可是,它不但沒有堵住茨奧科夫斯基的大嘴巴,反而引來了異常猛烈的批判。

在這個號稱“作者已死”的後結構主義時代,每本著作都像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生命體,意義有自己的意誌,對錯也有自己的邏輯,人文科學也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用實驗來證明它能否再生或重現;但是,茨奧科夫斯基堅持認為避免錯誤和找出錯誤依然是作者,而不是讀者的責任,學術著作常以別人的著作為依據,所以在恰當的地方作者必須準確地標明其觀點的依據和出處,以便讀者能夠驗證這些說法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關於“作者已死”對傳統語文學文本研究的影響參見李嬋娜: 《從被遺忘的卡爾·拉赫曼談起: 我們為什麼必須回歸語文學》,載於《文彙報》2019年8月2日第W12版,“文彙學人·書評”,第1—5頁)

。作者不應該將讀者的讚揚釋為“善意”,將批評斥為“賣弄學問”。茨奧科夫斯基對《錯誤與學術自我》中隨處可見的打字錯誤、引文錯誤、翻譯錯誤,以及各種與實際的證據和被普遍接受的觀念相違背的事實與判斷等等,都挑選出典型的例子,對它們做了細緻,乃至瑣碎的說明和糾正,指出雷厄的書中出現了足夠多有意的、無意的,嚴重的和次要的錯誤,足以令人對他書中表述的那些最引人注目的觀點的可靠性產生十分嚴重的懷疑。

不論是對德曼“新語文學”的批評,還是對繼承發揚這一理念的貢布萊希特和想跳躍出基礎語文學的雷厄的揭穿,孜孜不倦於拉丁語文學實踐的茨奧科夫斯基對掛著語文學的羊頭、卻賣著文藝理論的狗肉,企圖在新文化的衝擊下再拾文藝理論之往日輝煌的這些理論家們,難抑心中的怒火。他慧眼獨具,看出隱藏在這一波“超語文學”浪潮背後的一個事實是: 語言文學在與電影、音樂等相應的人文學專業的對比中逐漸失去了重要性,而相較於社會科學和工科專業,人文學科又在整體地急速衰退。因此,語言文學的教授們感到被邊緣化了,不像從前一樣受到尊重了。於是,這些文學理論家們開始將“語文學”這一身份作為一根救命的稻草,大聲疾呼“回歸語文學”其實更像是一場後現代的表演,而非對作為人文科學基石的語文學對於當下學術和教育之發展和進步的意義有深切的理解。

茨奧科夫斯基:《超語文學》
茨奧科夫斯基:《超語文學》

從《超語文學》這篇精彩的書評中可以看出,茨奧科夫斯基擅長的主要是通過分析語言的形式、結構、語法來討索其詞義,以達到正確理解文本意義的狹義語文學研究工作。當然,一位優秀的語文學家絕對不是沒有思想、不懂哲學,只會故弄玄虛、賣弄學問的書呆子,讀過《超語文學》這篇書評的人,大概沒有人會把茨奧科夫斯基當作是雷厄筆下那種註定會遭受作者〔和讀者們〕嫌棄的“pedantry”(賣弄學問的書呆子)。相反,語文學家身上散發出的博學、精緻、執著和脫俗的氣質,則正是“學術魅力”(academic charisma)之所在。而貢布萊希特出版於2003年的《語文學的力量》,是極少數標題中直接使用“語文學”這一名稱的學術著作,在當時各種後現代理論於西方文化研究領域內甚囂塵上,各種天馬行空式的文本解釋法和各種高深莫測、不知所云的學術行話層出不窮,令人目眩神迷、無所適從之時,貢布萊希特對語文學的公開倡導,對收集、編輯、評註和歷史化及教學文本等語文學的核心實踐的解釋,至少使差不多已被人遺忘了的語文學重新回到了大眾學界的視野之中。

人們常常將語文學的衰落歸諸語文學家無法將語文學哲學化,沒有能力將他們所做學問的意義提升到哲學的高度,故以文藝理論家稱聞於世的貢布萊希特給語文學正名,給一門被世人看扁了的古董式學問從哲學的高度賦予其當代的學術和思想意義,並沒有把它當作一部可以用來訓練自己語文學技能的書。然而,正如茨奧科夫斯基所示,《語文學的力量》在很多方面直接與語文學背道而馳,這對他所倡導的語文學無疑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如今,我們習慣於將語文學與哲學、語文學與理論絕對地對立起來,但是,一種哲學或者一種理論,如果完全經不起語文學的實證檢驗,那麼,它怎能值得人們相信?它的力量從何而來呢?早在19世紀早期,德國著名哲學家、語文學家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就曾經這樣說過:“語文學家應該像語文學家一樣做哲學的研究,而哲學家應該把哲學也應用於語文學。”(Der Philolog soll 〔als solcher〕 philosophiren, der Philosoph soll Philosophie auch auf die Philologie anwenden)

(轉引自伊恩·巴福爾(Ian Balfour): 《語文學的哲學與閱讀的危機》,載於《語文學及其歷史》,肖恩·古爾德(Sean Gurd)編:“古典記憶/現代身份系列”叢書,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92—212頁)

語文學與哲學本應當相輔相成,而不是相互對立或者排斥。

施萊格爾
施萊格爾

茨奧科夫斯基指出《錯誤與學術自我》中出現的林林總總的語文學的錯誤,這自然不是有意要吹毛求疵,同樣也不是為了要全盤否定雷厄這本書的學術成就和價值。嚴肅的學術批評的意義是為了讓學術變得更好,所以有必要告訴讀者做好學術是多麼的不易。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對於歷史小說,則以為博考文獻、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譏為‘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

(魯迅: 《故事新編: 序言》,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國36年,第1頁)

小說尚且如此,更何況學術呢?語文學研究,要做到十分的徹底和究竟,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需要一代代的學者們前赴後繼的努力。

茨奧科夫斯基於《超語文學》的最後說:

在一個節骨眼上,當許多學術出版機構無法遵循過去的常規,為書稿的初審和後期編輯做很多的時候,不管我們將我們自己稱為語文學家、比較學家、文學批評家、文藝理論家、文化史家、中世紀研究學者,還是任何其他什麼東西,且不說是對語文學的回歸,只要我們能夠承諾將開始重新小心謹慎地對待學術,那麼,一切都還會不錯。也許別人會覺得我還有這樣的信念是過時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了,但是我還是要把它說出來: 只有對言語、事實和觀念等同樣地顯示出我們的關心,方才對得起我們自己,對得起學問的分類和我們表述的思想,最終也是最重要的,是對得起文學。假如我們必須“重新語文學化”語言和文學研究,那麼,我們就應該在這個範圍內開始做。不管我們正在做語文學還是超語文學,讓我們熱愛語文(let us love the logos)。

誠哉斯言!“熱愛語文”是語文學的本質,也是人文科學實踐的核心。

未來語文學和世界語文學

儘管說清“語文學”本身在西方學術史和概念史中的定義和意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課題,任何學術實踐要完全符合語文學於其長期的發展歷史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學術規範和達到它所期待的學術水準,實在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我們可以確信的是,“熱愛語文”的精神與其衍生出來的學術實踐根植於世界每一個文明及其學術的歷史中。近年來,又有一批受過很好的語文學訓練,然而對學術史、思想史有著濃厚興趣的專業語文學學者,攜手一些對語文學於近代人文學術研究歷史中的意義和價值有過深入探討的思想史、哲學史家們,開始高調重提回歸和複興語文學這個話題,探索世界各種宗教、文化和學科、學術背境中的不同的語文學傳統,試圖構建出一幅“世界語文學”的歷史全景圖。他們分門別類地討論當代人文學術研究各個學科與語文學的關係,並再次將語文學提升到人文科學研究之最基本的學術形式的高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即是近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初版的論文集——《世界語文學》

(本書中收錄翻譯其中關於歐洲人文主義、梵語語文、伊斯蘭《古蘭經》語文與文學詩歌研究的四篇文章)

這部論文集的主編之一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南亞、印度學教授謝爾頓·波洛克先生,他是當今國際學界對語文學最卓越和最有影響力的推手。在《世界語文學》的導言中,波洛克先生強調今天的語文學學科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人類文明將首次進入一個沒有語文學的時代。“語文學已經在如今‘學術大產業鏈’中被置於最末端”,當諸多附屬學科——文學史、文學批評、比較文學、語言學——在20世紀上半葉逐漸脫離語文學時,學科之間的界限,不論是在製度上,還是在思維上,都被僵化了。儘管語文學的歷史本身展示它曾經是一門多麼綜合的學問,但是,在目前高校教育與人文學術中,語文學的綜合性已被肢解,而且它被刻板印象化為一種與理論對立的東西。因此,不論是從西方文明的歷史進程來探索,還是從世界不同文明現象中去打破術語困境,“世界語文學”的提議則是試圖通過多樣性的展示來把語文學塑造為一個統一的全球知識領域(a unitary global field of knowledge)

(見謝爾頓·波洛克等編: 《世界語文學·導言》,第22頁)

謝爾頓·波洛克、本傑明·艾爾曼、張穀銘編:《世界語文學》
謝爾頓·波洛克、本傑明·艾爾曼、張穀銘編:《世界語文學》

誠然,通過對不同文化中的語文學現象和實踐的對比發現,西方從古希臘羅馬傳統中發展而來的語文學的定義並非能夠適用和囊括世界其他文明中的各具特色的文本傳統,例如阿拉伯文化中的“

ṣinā‛ at al-adab

”(文學藝術)、中國晚清時期的“考證學”、日本近代早期的“kokugaku”(國故、國學)等等;然而,這些非西方文化傳統中表現出來處理文本的方式,其中有關注語法問題的、有處理寫本歷史和印刷本來源的,還有對比校正不同讀本和思考闡釋問題的等等,均應該是我們理解的語文學的組成部分。“世界語文學”的構想無疑想通過對世界文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在當下全球高等教育體系中,為作為一門獨立和完整的學科的語文學,構建其成立的理論基礎。

雖然,“世界語文學”與世界學術史上的語文學息息相關,但不得不說,對“世界語文學”的建構和設計更多是為創造一種推動“未來語文學”發展的新的學術理論和學術範式,它們與德曼和薩義德等人早年提出的“回歸語文學”的呼籲可謂異曲同工。

(“未來語文學: 重訪文本學術的經典”[Zukunftsphilologie: Revisiting the Cannons of Textual Scholarship]是由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主辦、創建於2010年的跨學科論壇項目,專門支援全世界範圍內語文學與文本學術史的批判研究,旨在重審歐洲中心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範式[官網: https://www.zukunftsphilologie.de]。2016年,項目啟動了專有期刊《語文學的相遇》,目前已出版5期。本書中收錄有多篇出自此期刊的文章。關於該項目的緣起與構想詳見創刊號文章: 伊斯蘭·達耶[Islam Dayeh]: 《世界語文學的潛力》[“The Potential of World Philology”],載於《語文學的相遇》2016年第1期,第396—418頁。)

如前所述,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受德曼的啟發而討論“何謂語文學”,並開始尋找一條能兼顧思想概念與文本處理技術的中間道路,不幸的是,在波洛克先生等構建的這個世界語文學圖景中,我們似乎依然見不到這條中間道路的正確軌跡。

“未來語文學”項目
“未來語文學”項目

波洛克重建“未來語文學”的計劃在他近年接連發表的語文學“三部曲”中得到了最鼓舞人心的說明,這三部曲分別是: 《未來語文學?一個硬世界中的軟科學之命運》《語文學的三個維度》和《語文學與自由》。在《未來語文學?》一文中,他系統闡釋了自己立誌讓語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一門軟科學重新回到世界人文學術之中心位置的雄心壯誌。他對語文學進行了哲學化的提升,精心設計了一整套“未來語文學”的理想。不但要把語文學從全球性的衰亡中拯救出來,而且更要對這門古老的學術傳統給以革命性的改造,使它成為21世紀世界性大學中的一門具有獨立學科地位的顯學

(見本書中謝爾頓·波洛克: 《未來語文學?一個硬世界中的軟科學之命運》,第394—426頁;關於此篇文章的進一步探討可參見沈衛榮: 《語文學、東方主義和“未來語文學”》,《回歸語文學》第二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3—124頁)

。接下來,波洛克又在《語文學的三個維度》一文中為語文學提供了一個具有創新意義的、廣泛的定義,他說語文學是“一門讓文本產生意義的學科”,即把語文學當作一門解讀和詮釋文本的學問;同時,他認為語文學及其研究應該具有三個層面的展現: 文本的創生(“歷史的層面”)、文本的接受傳統(“傳統的層面”)以及文本對於語文學家自身的意義(“當下的層面”)。語文學家若要真正讀懂一個文本,並能說明白它的意義,就必須同時兼顧這個文本於這三個不同層面上所產生的所有意義

(見本書中謝爾頓·波洛克: 《語文學的三個維度》,第427—443頁)

。而《語文學與自由》則把這個語文學重建計劃推向了一個理論巔峰,波洛克哲學式地探討了語文學的歷史、理論與倫理觀三者的關係,提出了語文學學科範式的新定義,指出語文學的“主要議題在於使文本產生意義,其鮮明的理論概念在於給予解釋,而其獨到的研究方法則包括以文本對勘、修辭學以及詮釋學等各種形式進行的文本分析”;同時,波洛克還指出我們之所以需要維護語文學,只是因為我們需要維護在語文學影響下所培養的核心價值觀——致力於追求真理、人類團結以及批判性自我意識。重新定義語文學旨在幫助語文學自我解放,而確定核心價值,是為了促使我們理解語文學如何能夠解放作為學者及公民的我們

(見本書中謝爾頓·波洛克: 《語文學與自由》,第444—464頁)

。波洛克大膽的理論創新、開闊的思維與卓越的遠見無疑給語文學家及其愛好者們以極大的鼓舞,正如他所宣稱的那樣,對語文學定義的拓展是在新的人文學術環境下重新確定語文學的核心價值。興許通過這樣的調整與解放,我們在哲學與語文學、思想與技術之間可以找到一條中間道路。

謝爾頓·波洛克
謝爾頓·波洛克

有意思的是,作為一名南亞梵語文學研究——一門於近代西方語文學實踐中學術標準達到了極致的東方學學科——的教授,波洛克並未以任何應用於古典學科的大陸語文學實踐案例去複興這門高技藝、高智識的“硬科學”。在他的一系列專業作品中,波洛克一致地帶著理論的觀照在不同時期的梵文文獻中勾勒自己關心的圖景,他的研究大概依然應該歸屬於以理論為基點,敘述闡釋為論點的北美文學研究的主流大軍

(波洛克在最新對一部印度大詩研究新作的書評中又提出了“大小語文學”的概念,他顯然更加關注的是古代印度研究的視角與理論發展,見謝爾頓·波洛克: 《大小語文學》,載於《南亞、非洲與中東比較研究》2018年第38期,第一輯;波洛克的著作均可通過其個人官方網站查詢: www.sheldonpollock.org)

,其專業研究的基本方法並沒有傳統歐洲語文學的複雜和精緻。他以研究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專業出道,在執業初期翻譯了《阿逾陀篇》和《森林篇》,其英文翻譯之流暢體現了梵文詩歌節奏,去除了陌生古老的梵文術語所帶來的閱讀障礙,為英語讀者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可讀的和忠實原文的讀本

(羅伯特·P. 古德曼[Robert P. Goldman]編、謝爾頓·波洛克譯: 《跋彌的〈羅摩衍那〉: 一部古代印度的史詩》卷二&卷三,新澤西: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6年&1991年)

。在這部專著中,波洛克強調羅摩在文學敘述中複雜的本質,提出需將作品與同體的天神當作一個文學創作的整體進行閱讀,從而提出了在印度史詩中體現的一種神授君權(divine kingship)的理論

(對《森林卷》的書評參見理查德·H. 戴維斯[Richard H. Davis],載於《亞洲研究集刊》1994年第53期第一輯,第263—264頁)

。這樣的研究理路在其收錄在《世界語文學》中的文章《何謂梵語語文學?》中仍然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當波洛克在大談語文學學科理論時,許多歐洲語文學的同行,特別是他的歐洲印度學同行們並不以為然。波洛克曾經發表過一篇題為《深度東方主義》的文章,揭露和批判德國印度學家對印歐語系和雅利安人的構建所做的貢獻,尖銳地譴責他們是德國納粹法西斯主義的幫兇。

(參見謝爾頓·波洛克: 《深度東方主義?關於梵文與超越國王的權力》[“Deep Orientalism? Notes on Sanskrit and Power Beyond the Raj”],《東方主義與後殖民困境: 來自南亞的視角》[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第76—133頁。相關討論可參見沈衛榮: 《語文學、東方主義與“未來語文學”》。)

對於這樣的批判,顯然德國的印度學家們難以接受,所以他們也同樣難以接受波洛克宣揚的語文學理論,他們覺得雖然語文學曾被波洛克批得一錢不值,但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語文學,更搞不明白波洛克為何又要他們重回語文學,也不知道他要他們回到哪個語文學中去?

(參見尤根·哈能德爾[Jürgen Hanneder]: 《未來語文學: 下一個方法〔時尚〕?》[“’Zukunftsphilologie’ oder die nächste M〔eth〕ode],《德國東方學會期刊》[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en]2013年第163輯第1期,第159—172頁。)

謝爾頓·波洛克譯:《跋彌的〈羅摩衍那〉:一部古代印度的史詩》卷二
謝爾頓·波洛克譯:《跋彌的〈羅摩衍那〉:一部古代印度的史詩》卷二

作為人文科學研究之基本方法的語文學實踐

儘管波洛克對語文學的倡導和宣傳非常鼓舞人心,他的博學和雄辯不但使語文學重新回到世界學術視野中,而且也給本來被認為是保守、瑣碎的語文學賦予了思想和理論的意義,但是,他要讓語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一門軟科學重新回到世界人文學術之中心位置的雄心壯誌是註定難以實現的。如前所述,語文學本來曾經是所有人文科學的起源和代名詞,在文學、歷史、哲學(神學、宗教學)等學科建立成為人文科學研究的主要分支學科之後,語文學總體代表人文科學研究的時代就已告結束。現代人文科學研究的標誌是它必須是一種語文學的和歷史學的研究,因此,長期以來語文學依然是文史哲等人文學科研究的基本學術方法。波洛克將語文學寬泛地定義為“一門讓文本產生意義的學科”,這看似想要人們重新回到語文學總括所有人文科學研究的那個黃金時代。今天流傳到我們手中的文本,其內容無所不包,它們可以涉及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思想等所有人文,甚至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所有學術領域,所以,作為“一門讓文本產生意義的學科”的語文學應當囊括所有的人文和社科學術領域,這勢必要超越波洛克要把作為“人文之書的語言”的語文學,和“作為自然之書的語言”的數學一樣,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重新回到當代國際性大學的學術建製之中的野心。

平心而論,要讓當下已經劃分得如此明確和精細的人文科學研究重新回到文史哲不分家的語文學時代,這顯然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即使是近二十年來學界不斷積極倡導的跨學科研究,它也與語文學的學術精神和學術方法沒有任何實際的關聯,它並不是鼓勵用語文學來整合整個人文科學研究。所以,要把語文學建設成為像自然科學中的數學一樣的一門獨立的人文科學學科,這似乎也很難實現。因為我們難以界定語文學這門學科的具體的學習和研究對象,我們無法把所有有可能的文本作為一門特定學科的研究對象。使人文學術回歸語文學的一條最好、最可行的途徑,應當是要號召人文學者們將語文學同時作為文學、歷史、哲學(思想、宗教)研究的最基本的學術方法。只有這樣,文史哲等學科之間才能獲得有機的整合,我們倡導的跨學科研究也能夠在人文學術研究中首先得到實現,而語文學則因此而可以真正返回世界人文科學研究的中心位置。我們都應該相信哈佛大學拜占庭學研究大家伊霍爾·謝維森科(Ihor Ševčenko, 1922—2009)教授曾經說過的那段話,即使在今天,語文學依然主要是由“設定和解釋流傳到我們手中的文本所構成的。它是一個很狹窄的東西,但離開了它,任何其他研究都是不可能的”

(轉引自揚·茨奧科夫斯基: 《何謂語文學?——導論》,見本書中第51頁)

如何在人文科學研究中,堅持語文學為最基本的方法,我們或可以目前依然將語文學作為巋然不動的學術主流的印藏佛學研究為例略作說明。於印藏佛學研究領域出現了許多位現象級的語文學家,他們通過對梵、藏文佛教文獻的整理、譯註而對印藏佛學所作的精湛研究已把語文學實踐的方法和效益發揮到了極致。有人說語文學是一門於流亡中成長的學問,一種語言、一個文本距今的空間距離越遙遠、年代愈久長、文化越隔膜、文本越殘破,就越要求語文學最大程度地到場。或正因為如此,對古典梵、藏文佛教文獻的研究,已成為當下西方語文學研究中一個特別令人矚目的領域,其語文學實踐的標準已經達到了一個令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國際印藏佛教語文學研究的標準做法大致如此: 選擇一部前人尚未發現、注意或者研究過的梵文佛教文本,儘可能地收集到它現存的所有不同的傳〔抄〕本,先將其中一個最早或者最完好的本子逐字逐句的照錄,以此為基礎對眾多傳抄本進行十分細緻的對勘,即釋讀、比較、編輯,由此整理出一個既能彙集各種傳〔抄〕本又能顯示它們之異同的精校本。在這個精校本中,語文學家要對文本中的用字、音讀、語法、修辭、邏輯和上下聯繫等做仔細的考量,並依此對這個文本做出基本的釋讀;然後通過對文本所傳達的意義的推敲,再參照相應的藏文譯本及其釋論等,對文本中出現的各種文字的差異做出當如何取捨的解釋和建議。緊接著,嚴格按照原文的文字、結構和意義,將這個文本翻譯成現代語文,並根據與這個文本相關的其他一手的文本和二手的前期研究成果等所能提供的資料,對這個文本中出現的所有經、續、論、讚頌、儀軌,以及各種名物製度的名稱等,於腳註中儘可能多地舉證相應的資料,並對它們做出詳細的分析和解釋。值得注意的是,語文學作品中字典般的腳註信息並不比亞於任何一種新穎的閱讀視角所帶來的認知價值。

通常,一個佛教文本的精校本和它的譯註本的完成,就表明一部合格的語文學著作的誕生,歐洲早期的佛學研究著作絕大部分屬於這一類作品。可是,一位優秀的佛教語文學家,通常也是一位傑出的佛教哲學家、思想家,他們從事佛教語文學研究的目的不僅僅是從文獻學的角度來釐定文本,而且還要從哲學史和思想史的角度來詮釋文本,所以,他們常常會在精細地釐定和忠實地翻譯文本的基礎之上,再花一番被稱為“高等批評”(higher criticism)的語文學工夫,即對文本的作者、成書背景、流傳和被接受的歷史等作進一步的探究,從對文本的分析、對勘中構建這個文本形成、傳播的歷史,再通過對文本的釋讀和分析,對文本的微言大義作出哲學的和思想的分析和闡發。或者從對文本的分析、對勘中構建這個文本形成、傳播的歷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分析和解釋文本的思想和意義,也是語文學實踐的核心內容,即如波洛克給語文學的所做的一個最新定義是“一門讓文本產生意義的學問”

(對此做法的首次歸納討論見沈衛榮: 《說不盡的語文學》,載於《光明日報》2019年8月31日,第9版)

。因此,相比波洛克去除“印度性”的流暢的英文翻譯,一部專業的語文學翻譯著作也許往往並不具備較高的可讀性,它要求與原文對應的精準性很難被當下閱讀的理論臆測化約。

在同一種古代語言文獻研究中比較,較之波洛克的《何謂梵語語文學?》,牛津大學南亞語文學家艾萊克斯·桑德森(Alex Sanderson)對梵文密教典籍的研究卻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學科路徑,而後者才被認為是優秀的歐亞語文學代表作品

(艾萊克斯·桑德森: 《從濕婆教[Śaivism]、五夜崇拜[Pāñcarātra]和佛教瑜伽續[Yoginītantra]的文本對勘中構建歷史》,弗朗索瓦·格力莫[François Grimal]編: 《來源與時間》,巴黎: 彭迪徹裡法國研究所,法國遠東研究學院,2001年,第1—47頁)

。同樣是對梵文歷史文獻的處理,波洛克提出了可否在梵語文學傳統中找到某些古代印度語文學實踐的理論,他從文學史的案例中,從思想史的角度探討印度先哲處理、闡釋文本的不同方式;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桑德森通過對南亞古代宗教文獻的廣泛、細緻的比較研究,重新考察了密教起源的歷史。顯而易見,雖然二者均從當下我們的關注立場出發,即解開我們欲想瞭解的古老過去的面貌,但波洛克帶著當下的問題回到了思想史中,他一再地強調印度本土歷史上對於文獻文本閱讀不同的方式,帶領我們回到了一種傳統主義;而桑德森則採用了“通過文本的對勘、分析來構建歷史”的方法,他對密典中出現的大量平行的段落進行同定、對勘和分析,揭示了這些文本互相間的連接及其相互引用的先後順序,為建立起這些宗教傳統的相對可靠的年代學順序提供證據,最終建構起了這三種南亞的宗教傳統形成、發展及其相互關係的歷史脈絡

(關於語文學進一步在印度學、西藏學與佛教研究中的應用參見沈衛榮: 《文本的形成與歷史敘事的建構——語文學與藏傳佛教史研究》,《回歸語文學》第四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25—172頁)

。如果說,波洛克通過文化的廣度對比拓展了我們認知思維的局限性,那麼,桑德森則是通過對文化深度的挖掘撬動了我們知識領域的廣度。語文學之於前者是閱讀對不同歷史傳統的回歸,而對於19世紀已降的傳統歐亞語文學而言,語文學將閱讀導向了“科學的”歷史文化研究。

《回歸語文學》,沈衛榮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348頁,58.00元

對於語文學的討論,我們最終又回到了認知模式的問題,或者說詮釋學的問題。任何與文字打交道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賦予其意義,但對於歷史文化研究者來說,特別是在處理那些與我們不論時間還是空間距離更遠的文本、文獻時,我們的第一步無疑是需要一個正確的解讀。比起擔心語文學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迂腐,比如在一個貌似無關緊要的詞彙上無休止地糾結,不如更加警惕和反省那些急於充當文本證據的、服務於理論範式的“憑直覺與自信”所作的文本闡釋。例如,在極大程度上依靠文本研究的佛教學界,有一種聲音認為北美學者是差勁的語文學家,他們鮮有使用原始文本資料,或這些材料被人以無知、誇張和輕浮的方式對待,以用於支援過分寬泛且目的可疑的學術假說

(關於語文學與理論各自在佛教研究的學術取徑參見本書收錄的兩篇專文: K. R. 諾曼:《佛教與語文學》,第223—241頁;何塞·伊格納西奧·卡貝鬆: 《作為一門學科的佛教研究與理論的角色》,第242—269頁)

。實際上,並不是理論本身出了問題,嚴肅認真的學術實踐者關心的是研究的基石足夠堅實與否。傳統語文學和理論研究或許代表的是不同學術取徑,或學術風格的選擇。然而,我們不論是想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去探討佛教中的性別問題,還是通過對梵文、藏文、漢文多語版本《心經》的翻譯對讀去領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基本佛學涵義,都需要從對佛教文本的正確理解出發,進而完成翻譯,或其他語境下的再現闡釋。任何人文學者都需要將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置頭上: 當一位語文學家在挑剔、排查“語文學的地雷”時,正如茨奧科夫斯基的書評,其對語文學回歸呼籲沒有任何理論暗示,而是在實踐中去糾正、修正簡單明了的理解錯誤、偏差,為了維護一個有規範、賦有批判精神的現代學術而付諸行動。而只有擁有一個相對的文本真實,任何理論層面的解讀才有意義。語文學作為人文科學基石,並不排斥理論研究,它只是一直在抗拒著“壞的學問”——那些沒有依據、不甚嚴謹、缺乏學術規範的做法。

總而言之,語文學是現代人文科學的活水源頭,在現代人文科學體系中,任何學科,哪怕是神學或者哲學,都必須首先是一種語文學的研究,否則就不能被認為是一種科學的人文研究。語文學式的人文科學研究並非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像傳統歐亞語文學家或者印藏佛教語文學家一樣做這種令人望而生畏的學問,語文學實踐的核心是要求學術研究必須從語言和文本出發,將文本放在它原有的語言、歷史、社會和文化語境中對它作出合理和正確的解讀。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將語文學與理論作為互相對立的兩個極端,把它們看作是人文學術研究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方法,推崇理論而鄙視語文學。事實上,語文學和理論本不可同日而語,語文學是人文科學最基本的學術方法,而理論或能給人打開一種新的視野,或是一種能給人以啟發的新的思維角度,或者給人提供一種新穎的敘事方式,但任何一種理論都不可能直接成為人文科學學術研究的基本方法,也不可能替代細緻、紮實的文本研究。人文科學學術研究的目的一定不是為了證明某種理論是如何的放之四海而皆準,而是為了揭示人類精神文明的豐富性、複雜性,揭示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

本書集結了西方學界關於語文學討論的十九篇經典文章,涵蓋介紹作為現代人文學研究之基礎的語文學的定義,其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其基本的學術理念和學術方法,分門別類地探索語文學於歷史、文學、宗教、語言研究,特別是於東方學中的運用和具體實踐,最後總結討論作為一種學術方法和世界觀的語文學對於當今人文研究的發展和進步的現實意義。同時,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於引導讀者,特別是在大學高等教育中的學生,或者任何一位致力於人文學術的實踐者,於各自的學科內思考和運用語文學這一基本的學術工具,進而倡導中國的文科研究回歸到現代人文科學基礎的軌道上來。

正如任何一部先前打著“語文學”旗號的著作,我們不得不承認本書仍是在概念層面上探討語文學的實踐,從西方思想史、文學史、學術史的角度為中國讀者引介關於這一人類精神科學的知識體系。然而,我們希望的是通過“使語文學產生意義”向曾經擁有過黃金時代的中國人文學術再次勾勒其“被遺忘的歷史”,提醒中國的現代人文學科始終秉承嚴謹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將“對學問的熱愛”付諸行動,在真正的人文學科實踐中大力弘揚、發展語文學。

(本文系《何謂語文學: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實踐》一書導論的第二部分,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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