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玠:中西文化中人性善惡有別,如何演繹政府功能差異?

2021年07月12日14:09

原標題:熊玠:中西文化中人性善惡有別,如何演繹政府功能差異?

(東西問)熊玠:中西文化中人性善惡有別,如何演繹政府功能差異?

中新社北京7月12日電 題:熊玠:中西文化中人性善惡有別,如何演繹政府功能差異?

  作者 熊玠(紐約大學終身教授)

  編者按:中西文化比較課題牽涉範圍很廣。紐約大學終身教授熊玠先生應邀為中新社“東西問”獨家撰文,從觀察儒學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各自對人性善惡之別的大前提出發,探討文化對政府功能與權限定性的差異,藉此瞭解中西政治製度的不同,及人民對政府的期望差異。他指出,西方人常將他們的政治理念當作“普世價值”,此等僭妄乃出自他們對文化差異的無知。

  中西文化之差異,導致其在政府功能與職責上也產生莫大不同,而使中西人民對他們政府的期望也有不同。雖然此點極為重要,但卻為一般中西人士尤其是西方所忽略,故而常常發生對中國不必要的誤解。

  也許有人會質疑:中西在文化上的不同,如何能與政府的功能與職責扯上關係?誠然,中西文化之差異是一浩瀚課題。但它們的差異,最終可以歸結到一個大前提:那就是關於人性善惡的信念。

  中西文化在性善與性惡看法上的差別,導致了社會對於政府功能與職責產生了不同的要求。西方人之所以常對中國政府指手畫腳,在於他們忽略了文化差異的導因,下意識地認為所有國家的政府運行均應向西方看齊。

  簡言之,由於中西文化對人性善惡大前提不同,因而產生了政府功能相應不同的邏輯關係。我們先談西方由於基督教教會對人性“原罪”教條所起的作用,以及對西方在政府與行政觀念上造成的深遠影響。

資料圖:德國首都柏林著名景點和地標建築之一柏林大教堂。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資料圖:德國首都柏林著名景點和地標建築之一柏林大教堂。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西方政治構思出於防範邪惡人性

  西方在亞伯拉罕陰影之下的文化,一直建立在“原罪”觀念基礎上。按照天主教與基督教教會對聖經的解釋,認為自人類始祖(亞當、夏娃)以來,人性邪惡是與生俱來的。因而認為社會全是爾虞我詐,充滿競爭欺詐。由於此影響,人性原罪(即原惡)的信念,自有公元紀年以來深入西方民心,並影響了西方社會秩序與政治製度的構想與運作。

  且看西方啟蒙運動(始自17世紀的世俗化運動)肇始以來大思想家們的看法:由於人性“原惡”,所以從馬基維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到盧梭(Rousseau),皆以人性“原惡”信唸作為論證推理的大前提。他們認為社會上一般人均是不顧他人(或群)的利益而只顧鑽營與擴大一己之私,故有“反社會”(anti-social)的本性。因此,他們的結論是:政府的責任乃在用法律將個人與其他人隔離與嚴加管束與防範,這樣才是保護社會安寧與穩定之途徑。為防範政府不被邪惡的領導人與官員所敗壞與壟斷,國家必須有政府各部門的分權與有效的限權,以及人民監督的製度,才是杜絕邪惡人性敗壞國家治理之保障。

  當然,西方早期啟蒙運動的大思想家所提倡的挽救辦法,也有其演進性的大同小異。譬如馬基維利(Machiavelli)對人性“原惡”,談得比較尖銳,認為人性不僅是原惡,且極會侵犯他人利益。因此,任何個人都無法對別人的侵權行為作有效防範,必須有強大的政府保障個人權益。霍布斯(Hobbes)出於同樣考慮,也認為如沒有強大政府,甚至“君主”王權的保護,人民將永無寧日。

  但是,在17世紀末葉與18世紀的啟蒙運動深化演變中,出於同樣對於人性“原惡”的信念,卻演變出了西方近代民主製度的構思。譬如洛克(John Locke)則否定君主王權之需要。他引用“自然法”作為人民擁有與生俱來的各種權利之依據並創立“社會合同”學說,主張個人與政府是合同關係。這有兩重意義:一是,個人無法防止邪惡的他人侵犯,所以需要政府的保障;二是,因為有此合同,個人才能得到不受政府侵犯的保障。洛克所謂的“自然法”就是神的法則。他的理論,影響了所有啟蒙運動深化以來的西方政論家,從法國的盧梭(Rousseau)與孟德斯鳩(Mentesqiu),到蘇格蘭的大衛·休謨(David Hume),到德國的康德(Immanuel Kant),一直到美國的傑斐遜(Jefferson)與富蘭克林(Franklin)。

  我再須補充一點:既然人性是邪惡自私的,那每一個人就會儘量堅持他擁有財產,尤其是自己勞動成果的權利,所以西方國家的政府,絕對不可涉及社會經濟的操作。這也是資本主義,即私有經濟的另一起因。

  孟德斯鳩一般被認為是洛克的最先進的接班人。他接受了一個觀點,即共和政府的合法性乃建立於被統治者同意的大前提之上。此點與西方中古世紀認為政府之合法性是基於“君權神授”的信念正好相反。可是,追根究底,孟德斯鳩主張的共和政府三權分立與相互均衡的構思,仍然是出於要防範政府被“人性原惡”的官員們綁架而嫁禍人民的擔心與警覺。

  以上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大師們的主張,都反映了這個大前提:人性邪惡的信念。而傳流到近代西方的法治及民主政治製度,全是為防範社會上惡人彼此侵犯,故需法律來嚴為製約或者是防範政府被邪惡官員綁架而魚肉人民,故需以民主抵製之,前後有直接關係。

資料圖:孔子博物館展品。王飛 攝
資料圖:孔子博物館展品。王飛 攝

性善之念養成中國政府為民職責

  中國文化性善之說,主要與儒家影響有關。不過需要稍作澄清,孔子關於人性並未明確主張其善惡之定向。眾人倶知,性善說始自孟子。孟子在告子章句上有言:“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但接著說:“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意即雖然水性是向下,但如果人為地將它向上潑,也不是不可能。同樣“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即人性固然本善,但如受外界腐蝕敗壞的影響,也可能被扭曲而改變為邪惡。這正是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正因如此,荀子言人性惡,也不失其為孔門的一份子。在孔門之外,還有揚子(揚雄)言人之性“善惡混”,即謂人之本性乃善惡雜處於心,“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法言義疏》五修身卷第三,世界版)。

  這些是對人性善惡的診斷。然則有鑒於“性相近,習相遠”,如何能使黎民保持其“赤子之心”而不致因習惡而變惡了呢?孔子比較籠統地講“為政”之道在使民“富之”以後再以“教之”(《論語註疏》卷十三·子路)。如何令民眾控製環境,不受感染,則有持於學。故《論語》第一句就說“學而時習之”,《荀子》第一篇亦名為“勸學”篇。孟子說得更切體,教所有為政者必須“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梁惠王章句上)。因此,在中國文化中,政府的首要功能在如何促使人民不要“習相遠”,導致原善的人性墮落至邪惡。講得更廣闊一點,政府的功能在於如何提供一個良好社會環境,能教育人民不被邪惡影響敗壞他們與生俱來傾向為善的人性。而要求政府如此教育人民的職責,是西方文化中沒有的。在中國文化和人民眼中,政府不是一個累贅或包袱。相較之下,西方人民眼中,政府永遠是站在老百姓相對立場的一個麻煩與大問題。

  不僅如此。由於能敗壞黎民人性的因素中,最主要的當推饑寒短缺。所以孟子提醒為政者:“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此說,符合了孔老夫子“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的意思(《孔子家語》第十三篇賢君)。另外,管子也有言:“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國)秦漢以後,言治國者,亦皆主張政府有擴展經濟以富民的責任。譬如晁錯有言:“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夫腹肌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誌)

  所以,在中國文化中,認為政府之職責必須確使黎民不饑不寒,不僅是儒家而已,其他各家亦有同感。由於這一要求,自秦漢以來,開創了政府當干預甚至經營國家經濟與管製社會秩序的規矩與威信。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也沒有喪失指導市場的功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意或在此。這仍不離中國文化自古以來的教誨與要求。

  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兩個絕然相反之因素放在一起,使其互相效命而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其靈感與信心或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學。深得其陰中有陽而陽中有陰之真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這樣融彙的產物,這是絕對無法被任何其他沒有中國文化的國家所傚法的,甚至無法為西方國家所瞭解。蓋因西方哲學,自其始祖蘇格拉底開始,就不相信兩個相反的東西能夠融合為一體,更不用說互相效命。

圖為吳為山作品《問道——孔子問道老子》。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圖為吳為山作品《問道——孔子問道老子》。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中西政府功能差異導致效能差別

  由於中西政府功能、權限與威信不同,因而產生效果各異。對於此點,有很多例子。如一年來新冠病毒肆虐,中國與美國在管控病毒傳播上,就有天差地別的效果。因中國政府享有管製社會秩序的職責與威信,民間接受不成問題。所以政府從開始就直接行使其監控責任。政府封鎖武漢進出管道及時,調動疫苗及時,人民在接種疫苗、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細節方面,也與政府配合無間,所以很快將新冠傳染問題控製住了。

資料圖:當地時間2021年1月13日,人們在加州迪士尼樂園渡假區接種疫苗的地點排長隊等候。
資料圖:當地時間2021年1月13日,人們在加州迪士尼樂園渡假區接種疫苗的地點排長隊等候。

  美國則不然。美國政府沒有類似的權限與威信,而美國政治文化太過講究自由,包括不受製於政府的自由。所以,政府希望能在某個期限以前能有70%人民接種疫苗的指標,即無法達到。

  基於以上比較與闡釋,可明鑒中西文化差異,造成對政府功能的要求大相逕庭,而政府職責、權限與威信亦大有差異。其最終結果,已從中美兩國對新冠疫情之控製完全顯示無遺。西方人士不察,竟以他們所謂“普世價值”對中國政府指手畫腳,這與“削子之足,就我之履”,有何不同!(完)

熊玠,字惠宇,美籍華人,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主攻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現為紐約大學政治學系資深終身正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並擔任多所大學的名譽或訪問教授,在美國著有25本英文書籍及多篇中英文學術論文。熊玠是美國的“一個中國委員會” 創辦人之一,曾是“全球華人反獨促統聯盟”首席顧問,1987年曾獲鄧小平接見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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