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背後的世界貿易戰爭

2021年07月15日15:09

  原標題:太平天國運動背後的世界貿易戰爭

  太平天國運動是19世紀中葉在中國爆發的一場內戰,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曆史影響深遠。不僅如此,太平天國運動受國際形勢的影響以及對國際格局變化的影響都很大。雪梨大學的黃宇和教授就認為,太平天國運動不僅是中國的內戰,同時也具有世界大戰的性質,因為當時世界列強中的英、美、法、俄等國都牽涉其中。而激發太平天國運動並把各國都牽連進來的,正是巨大的國際貿易利益及國際貿易形勢的轉換。因此,太平天國運動不僅是一場中國的內戰,也是國際貿易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稱之為19世紀中葉世界曆史轉換的重要樞紐。

  與茶葉相比,絲業貿易對當時國際貿易的影響更大。江蘇、浙江是生絲的重要產地,尤其是浙江湖州、杭州和嘉興地區,產量最多。在太平天國治理下,這些地區的蠶絲生產如常,輸出國外有增無減。《北華捷報》在回顧1862年商業情況時同樣談到,“在整個生絲季節中,叛軍對生絲的運輸,很少加以干擾,而在某些地區,他們似乎還急於扶植這種貿易,因為他們可以從這種貿易中,得到一筆可觀的稅收”。1863年5月,惠濤的報告又道:“關於絲產的消息仍舊非常之好。已有大量蠶籽孵化出來,桑葉亦盛,所以大量產絲的可能極大。叛黨正在盡一切努力鼓勵蠶戶,這一點上也沒有可慮之處。”5月還說:“美甲君剛從蠶絲區域旅行回來,他對我說,蠶是很美的,各種現象表示將有一次大豐收。鄉村墾種面積極高,叛黨是最急於鼓勵商務的。”事實表明,生絲的出口一樣獲得進展。

  太平天國後期,由於部隊戰鬥力下降,同時湘軍、淮軍得到西方的支持,使用現代武器越來越多,給太平軍帶來的威脅越來越大,所以太平軍對進口軍械的需求更大。李秀成經營蘇浙之後,大力恢復當地的社會生產和發展對外貿易,其重要的目的就是用“茶、絲換軍火”。當時,太平天國轄區對外貿易的盛況正如王韜所描述的:“流民雨集,百貨雲屯,自江浙以達上海,帆檣林立,來去自如。”外國商人及其僱用的買辦商人也大批大批地從上海出發,進入太平天國轄區進行貿易。

  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對中西方貿易格局影響很大

  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對當時中西方貿易格局影響很大。總體上,在太平天國時期,中國的對外出口是不斷擴大的,從外貿出口當中沒有發現整體性的經濟衰敗的跡象。

  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後,曾經加入太平軍的英國人呤唎(太平天國滅亡後逃歸英國)依據英國正式商務統計報告,對1845年至1865年中國茶絲出口總額做了統計,列表六份,較為可信,現轉錄於下:

  從以上六份統計表來看,太平天國不但沒有妨礙對外貿易,反而出口總額總體上是不斷增加的。戰時上海出口的生絲一年有八九萬包,完全來自太平天國轄區。美國作家卡希爾就曾談到,“這些數字,並沒有證明太平軍的統治使商業受到摧殘。奇蹟反而是太平軍一面從事生死鬥爭,一面還能夠如此擴展其商業”。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中國出口的茶、絲,一部分來自太平天國轄區,另一部分也要經過這個區域才能外運,而在這一時期,茶、絲的出口總額明顯增長,其中生絲的輸出尤為突出。當1860年太平軍攻占蘇州及附近地區後,茶、絲的出口更多。但在驅走了太平軍以後不久,絲的出口就驟然降到太平天國時期的半數,且繼續下降。這就很有說服力地說明太平天國的茶、絲出口貿易是很興旺的。此外,從上海1861年至1863年棉花輸出猛增的情況估計,太平天國的出口貨物可能還有棉花,其數量也是逐年增加的。

  戰爭期間,外輪沿江來回穿梭於內戰雙方的防區進行貿易以追逐超額利潤,如在安慶保衛戰和天京保衛戰中,儘管清政府中央已經照會列強停止接濟被圍的太平軍,但仍有外輪涉險前來貿易以牟取暴利。

  太平天國運動對中國近代外貿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國家的輸華商品除鴉片外都沒有呈上升態勢,中國出口的大宗商品主要還是茶和絲,中方依然呈現出超態勢。直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後,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及之後,中西貿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而且中方由出超轉為入超。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太平天國運動不能不說是重要的客觀動力因素。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時,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在當時的世界上還是首屈一指。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不但影響到當時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貿易局勢,而且影響到整個國際貿易,更進一步,甚至對整個國際市場銀根緊縮都有影響。

  美國人馬士的名著《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是這樣記錄太平軍進軍長江流域後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的:在出口貨方面,……在混亂期間,它們的數量和價值都大為增加。當內地的荒蕪減少了中國人方面的需求時,茶,不再取道揚子江這一條危險的路途,卻從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經山路而來,並在上海找到了一個市場。到1852年為止,上海的出口差不多增加到60000000磅,在1853年則是69000000磅,上述各年份都是以6月30日為截止期。造反的洪流逼近的第一個影響,就是把1854年的出口貨縮減到50000000磅;但是在1855年從上海輸出的卻不下80000000磅。

  在絲的出口方面,反亂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在1851年,上海的輸出已經達到了整個中國出口從未達到過的20631包的這一規模。……出口一躍而增加到1852年的41293包和1853年的58319包,在1858年則已上升到85970包。1853年上海所有各種出口,主要是茶和絲,價值為24200000元。1857年,上海通貨已經從“加羅拉”(西班牙的)洋錢改為上海兩,差額18795209元,據知的現金銀進口淨值達到14443089元。這隻是上海一港的情況,其他港口的情況也差不多。1859年福州的全部進口價值為2244000元,出口則是10847600元。淨出口也達到將近800萬銀圓。

  在這幾年中,十八世紀廣州的情形又重演於上海;出口貨在價值上年複一年地超過進口貨,其間的差額只能用現金銀的不斷進口來調節。因此現金銀有大量的流入;單單由半島東方航運公司的輪船所輸入的現金銀,在1853年11月26日達1544500元,在1854年1月21日達843700元,在1854年2月11日達532300元,在1854年8月26日達726700元,在1856年5月10日達1300000元,在1856年10月11日達1500000元,在1857年6月27日達1208500元,在1857年7月25日達2250000元,在1857年8月15日達2078000元,此外,其他按月開行的輪船也輸入了相當的數量。1856年曆法年度,進口達20400000元;1857年,除去從華南輸入價值1750000元的銅錢之外,還有17500000元的銀子。……為求得到這種鑄幣的足夠數量,歐洲各市場被搜光了。歐洲的銀圓外流已不勝負擔,而上海的情況則是難以容忍的;因為中國人,除去非這種鑄幣不收而外,並且錢一到手就儲藏起來。

  銀根之緊變得更加顯著。在1856年夏季,通行的利息是每千元每天1.80-2.00元(每年65%-75%)(《北華捷報》,1856年6月7日);在歐洲不論用什麼價格再也找不到“加羅拉”銀圓了(同上);……雖然在4年間已輸入了五六千萬元之多,但混亂已達於極頂。進口貨都是按英鎊進口,按銀圓出售,並按唯一可資利用的媒介物——紋銀,支付價款;但是連紋銀也很缺乏,因為它並未因業已作為正式流通的通貨而被吸引到口岸上來,上海已“處於商業交往沒有價值標準的困境之中——無論是買或賣,我們都不知道我會收受什麼或必須支付什麼”(《北華捷報》,1857年1月3日)。

  總而言之,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極大地促進了當時中國商品的出口,這種出口的盈餘達到每年1500萬銀圓以上。僅從1852年到1856年的4年當中,中國的白銀淨進口就達到五六千萬銀圓之多,導致整個國際社會銀根緊張、利率飛漲。

  太平天國運動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雪梨大學的黃宇和教授認為,太平天國運動不僅是中國的內戰,也具有世界大戰的性質。他本人先後在1976年、1984年和1998年出版的幾本專著中主張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間上與太平天國幾乎同時)其實是一場準世界大戰,因為當時世界列強中的英、美、法、俄都牽涉其中。

  黃教授認為:英國政府對中國的干預(第二次鴉片戰爭)主要是由於受到中國政局的影響而使得貿易減少,導致了英國政府財政收入的減少。當時,從中國進口茶葉的關稅(稅率為100%)足夠武裝英國海軍。也就是說,英國國際貿易所受的衝擊,通過影響其財政收入這個渠道,導致了英國政府對中國的干預。

  在美國內戰及太平天國運動之前,當時國際貿易當中具有這樣一種三角關係:美國從中國購買茶葉和絲綢、瓷器等商品,英國從美國購買棉花,中國則從英國購買鴉片。這個貿易循環不僅影響到商品和稅收,也影響到國際貨幣體系,例如金銀的國際流動。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後,中國的生絲出口首先增加了,鴉片的進口隨後也增加了,但這兩者的增加是不同步的,生絲出口增加在前,對國際銀根造成了比較大的壓力。英國擔心太平天國運動會影響自己的重大利益,而這又影響到英國對美國內戰的態度。

  美國內戰爆發之前,南部聯盟認定北方不敢對南方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因為這會影響到美國南方棉花的出口,從而影響到英國和法國的重大經濟利益。的確,在當時的國際輿論及政治氣氛下,英法兩國政府都傾向於支持美國南方。

  但是,當時美國採取了比較有針對性的貿易政策。例如,北方利用自己的海軍力量,對南方進行封鎖,但是並不阻攔棉花通過歐洲各國船隻運輸出口。為了避免法國對美國內戰的干涉,美國也儘可能保障法國的利益,放任法國對墨西哥的侵略,以交換法國不支持美國南方。與此同時,埃及和印度的棉花出口增加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世界市場對美國南方棉花的需求,從而打破了美國南方一直以來有關內戰必然引起歐洲干涉的幻想。

  當時,美國內戰與中國內戰都是影響英法重大經濟利益的事件,英法兩國必然要進行一定的干預。但是,英法兩國政府在兩者之間都是搖擺不定的。

  因為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年)與美國內戰(1861-1865年)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重合,而且都事關當時英法兩國的重大經濟利益,所以美國學者裴士鋒《天國之秋》一書認為英國把介入太平天國運動當作其介入美國內戰的替代。裴士鋒認為:“中國與美國是當時英國最大的兩個經濟市場,為瞭解英國在這兩場戰爭中的角色,我們得記住,英國面臨著同時失去這兩大市場的風險。英國得想辦法恢復其中一個市場的秩序……英國本可能介入美國以重啟棉花貿易,但卻選擇投入中國的內戰。事後英國首相會把介入中國一事,當作英國為何得以在不幹預美國內戰下仍能熬過經濟崩潰的原因。或者換句話說,英國靠著對中國內戰放棄中立,才得以對美國內戰保持中立。”也就是說,在當時的英國看來,干涉中國內戰的利益更大,而干涉美國內戰可以暫時放一放。

  結果是,中國的清政府以《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換取了英法列強的支持,同時,美國聯邦政府以對英法的讓步及隱忍避免了英法的干涉,於是英法就選擇了干預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而非美國內戰。當時,英國評估認為,美國內戰南北任何一方獲勝,都不影響其對英國銷售棉花。

  《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提道:現在有必要去注視太平天國叛變的發展過程了。……西方列強為了本身的利益,卻越來越被迫著在鎮壓叛變的各種措施中進行干涉,並且逐步地被驅使著支持帝國政府而抵抗叛軍,因為前者縱然有它的過失,卻仍然是和它們有條約的約束,而後者卻帶來了劫掠和荒涼。貿易是西方國家的主要利益,也差不多是唯一的利益;為了這一點,和平與秩序的恢復是極重要的。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大家就看出善意的中立是不夠的,所以終於採取了用以抑止遍於帝國各處的紛亂狀況的各種措施。

  直率的曆史家們必須承認,中國的拯救主要是由於外援,這在1860年是不願意給的,但是在1862和1863年卻毫不吝惜,這是符合西方國家的利益才給的援助,可是對中國政府與人民也不是沒有幫助。

  因此,當時看似兩大半球毫不相幹的兩場戰爭——中國太平天國運動與美國內戰——其實是通過國際貿易體繫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同時也與法國在歐陸的一系列擴張及其對墨西哥的侵略戰爭聯繫在一起。

  可見,作為中國內戰的太平天國運動其實是當時的一場準世界大戰的組成部分,而這場世界大戰牽涉到全球利益的分配及各大國力量的消長。因此,太平天國運動表面上是中國內部因為民族事務引起的一場內戰,但在本質上其實是當時世界貿易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曆史進入19世紀之後,僅從一國內部來探討國家的發展已經遠遠不夠了,甚至單純從一國與他國之間的關係來探討仍然遠遠不足,而是必須要從全世界的整體政治經濟格局及其他發展視角,才可能窺得全貌。

  結論

  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封閉體系,鴉片戰爭之後不是,鴉片戰爭之前也不是。全球化也是一直在發展當中,只是有時候劇烈,有時候不那麼明顯。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大清帝國就早已通過國際貿易深深融入世界經濟當中,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運動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聯繫,只不過鴉片戰爭是從外部,太平天國運動則是從內部發生作用。

  另外,這種聯繫也不是西方部分學者所強調的單純的“衝擊-應變”模式。中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強烈衝擊著國際經貿格局,進而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曆史的發展。協同演化理論,才能更好地說明近代以來中外關係及世界格局的演變。

  太平天國運動就是如此。它通過重構國內政治格局,進而影響國際經貿發展,與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使遠隔重洋、不同大陸上的重大曆史事件緊密聯繫起來,相互影響,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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