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爾之後,歐美關係坎坷依舊

2021年07月22日19:05

原標題:默克爾之後,歐美關係坎坷依舊

德國總理默克爾上週訪美,開啟了她離任之前的國際告別秀。正如當年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離任前到訪德國,被視為將西方世界領導權的“火炬”交給默克爾一樣,此次默克爾在離職前訪問美國同樣頗具深意。

默克爾將為歐美關繫留下怎樣的遺產?後默克爾時代的跨大西洋關係又將走向何方?

跨大西洋關係趨近回歸

默克爾的告別之旅推動了跨大西洋關係趨近回歸,但並未取得任何重大突破。

就此次訪問而言,雙方均屬意於藉此修復和深化特朗普時期嚴重受損的德美、歐美關係。拜登自上任以來,一改特朗普時期打壓包括德國在內的盟友、單打獨鬥的策略,通過重返《巴黎協定》和世衛組織,拜登與布林肯相繼訪歐,不斷釋放美國重返全球多邊治理體系和“美國回來了”的信號。具體而言,拜登政府還通過在直接困擾德美關係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項目問題上的鬆口轉圜、為波音與空客補貼之爭按下暫停鍵、在最低公司稅問題上達成共識等一系列舉動向歐洲釋放善意,力圖以所謂共同的西方民主價值觀、科技脫鉤、美歐版基礎設施建設計劃等一整套舉措施壓和聚集歐洲等盟友,遏製中國,維護其超然一極的霸權。

圖說:默克爾和拜登。圖源:GJ
圖說:默克爾和拜登。圖源:GJ

因此,美方在接待默克爾時做足功課:國務卿作陪的總統正式晚宴、副總統早餐會,霍普金斯大學贈予榮譽博士頭銜,這與特朗普時期默克爾自買漢堡充饑形成鮮明對比。畢竟,長期擔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曆經四任美國總統,在西方世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尤其是在特朗普時期帶頭對後者喊“不”,成為提倡“歐洲戰略自主”的燈塔式的角色。作為拜登執政後首個訪美的歐洲政治巨頭,默克爾此訪既代表了歐洲對“最具大西洋主義傾向的總統”拜登的反應與讚許,更希望一定程度上修復德美、歐美關係,留下政治遺產。

從此訪的結果來看,一方面,雙方努力求同存異,發表了重申共同價值觀基礎的《華盛頓宣言》,展現了兩國在不同領域政策挑戰上進行合作的共同願景。雙邊在能源、外交、氣候保護、國際貿易規則製定等領域達成一定共識,在經濟領域組建“未來論壇”等對話和磋商機製。

另一方面,此次會晤未達成任何重大突破。涉華政策是本次會晤的重要議題,儘管雙方強調在對中國的看法上具有“很多共識”,但仍難掩分歧。拜登希望歐洲支持其對華強硬政策,但默克爾明確表示對華政策上德國不會和美國步調完全一致,甚至還強調了與中國合作的必要性;“北溪二號”問題是橫亙在德美之間最為棘手的問題,儘管拜登此前似做出一定讓步,但在美國國會內部強大的反對力量影響下仍推遲了達成一致的時間。拜登因而在記者會上也只能以“好朋友可以有不同意見”搪塞;此外,美歐亦未在邊境開放、疫苗知識產權等抗疫合作上達成一致,特朗普時期遺留的鋼鋁等產品的懲罰性關稅也未能取消。

歐美結構性分歧難克服

默克爾此訪反映了德美、歐美關係既有所趨近又存在結構性問題的客觀現實,這裡面有著深刻的蛻變邏輯和綜合性結構成因。

第一,政治上,歐美有著相同、相近的價值觀、行為規範、政治製度、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這是其共同合作的紐帶和最大公約數。隨著非西方新興力量的崛起,雙邊對共同價值觀的強調在預料之中。

第二,經濟上,歐美均感受到了自身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西方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占比持續下滑,而面對新冠疫情,中國又是全球經濟恢復最快的主要經濟體。歐美對地緣政治實力地位不保的擔憂是共通的。

第三,科技上,歐美均對中國科技競爭力的快速提高感到焦慮。西方世界對中國加大高科技產業投入以及“中國製造2025”等產業戰略充滿疑慮,在卡中國技術引進的脖子問題上,美歐已經達成默契。

第四,全球治理和重大挑戰應對上,歐美有意抱團取暖。近年來,恐怖主義、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等非傳統安全風險凸顯,全球化、人工智能等衝擊不斷。歐美作為國際體系中結構相近,利益訴求相近的重要行為體,有著極大的合作訴求和慾望。

圖說:拜登政府竭力修復跨大西洋關係。圖源:GJ
圖說:拜登政府竭力修復跨大西洋關係。圖源:GJ

但是,雙邊關係的趨近回歸仍然難掩美歐之間多領域上的結構性分歧和根本矛盾。

第一,經貿摩擦。歐美產業內貿易特徵明顯,競爭激烈,且美對歐貿易長期逆差。特朗普時期曾濫加關稅,美歐矛盾尖銳。拜登上台後出於國內壓力和美國利益,仍繼續保持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此外,美歐在航空、農產品等領域摩擦常年持續,分歧矛盾難以彌合和解決。

第二,技術競爭。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尤其是現代通訊技術、互聯網等數字領域技術優勢明顯,對歐洲呈碾壓態勢,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在歐獲利豐厚。歐洲自身技術劣勢明顯,只得祭出《數字市場法》和《數字信息法》,強調戰略自主,美歐就數字稅和信息安全等博弈不斷。

第三,美國戰略轉向迫使歐盟認清現實。自奧巴馬時期美國開始“重返亞太”,歐洲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戰略地位不斷下降。特朗普任內,美國更是不斷在貿易、軍費、北約安全承諾等領域不斷敲打歐盟,讓歐洲日漸感受到歐美、德美盟友關係不固的凜冽,以致讓默克爾喊出:“我們可以完全信賴別人的日子已經結束了。我們歐洲人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歐洲意識到,即使拜登有意改變對待盟友的態度和手法,也無法改變美歐關係的實質性變化。

第四,美歐對華認知不同。美國對華政策的出發點在於維持自身的霸權,拜登和特朗普在這一問題上並無二致。歐盟對華態度則較為複雜,經濟上依賴中國,在氣候變化、重大國際問題等全球治理領域需要中國合作,對美國全方位遏製和圍堵中國的政策並不認同,不願在中美間選邊站,不讚同美式“脫鉤”。

後默克爾時代充滿變數

後默克爾時代跨大西洋關係的發展仍然存在不少變數。

就美國而言,儘管特朗普敗選,但是其占近半美國選民、7400多萬的擁躉仍在。就兩院而言,共和黨的勢力仍然強勁,且基本全盤繼承了特朗普時期的外交政策,對拜登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選擇的掣肘已然形成,以至於拜登在默克爾訪問期間還不得不就“北溪二號”項目、對歐經貿政策等對共和黨予以安撫。況且,四年之後特朗普本人或特朗普主義者仍可能重掌白宮。這使得美國政治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拜登的外交政策可能難以延續。

在歐洲方面,作為歐盟穩定軸心的德法兩國都將面臨大選,今年默克爾離任,明年法國總統馬克龍也面臨大選,法德領導人的更迭和國內政壇走向也使得美歐關係出現不確定性的可能更高。作為具有戰略眼光和嫻熟政治手腕的默克爾和馬克龍,對歐洲在全球化衝擊下的世界格局和中美歐大三角中的戰略定位和施政方針,有著較為務實和清醒的認知。他們主張在競爭、約束之外,也要對華開展經貿、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等領域的合作;他們強調歐洲的“戰略自主”,避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或對華全面“脫鉤”。

但是,默克爾的繼任者和法國大選結果的不確定性,也給歐洲的對華態度和政策留下了未知數。同時,當下新冠疫情進一步加劇了歐洲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不同的債務負擔和各國經濟複蘇進展無疑會對民粹主義的進退、歐洲一體化的走向,以及各國對外政策產生影響,進一步左右歐洲與美國和中國關係的發展。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面對可能的中美歐關係演變,我們應該立足自身,強化對歐工作。在中美歐大三角關係中,不論美歐關係如何變化,我們均要認識到,相較中美間的戰略遏製和反遏製鬥爭,中歐之間沒有戰略遏製和地緣政治的羈絆,經濟是中歐關係的穩定錨,環保、國際重大問題合作是中歐雙邊合作的緊密抓手。在與歐盟的交往中,我們應該始終強調中歐間合作大於競爭,共識大於分歧,讚賞歐盟增強“戰略自主”的努力,避免歐盟一面倒向美國。當然,我們也絕不接受歐美聯手以所謂的人權教師爺對華無端指責。

作者:複旦大學歐洲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讓·莫內教授 丁純(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生羅天宇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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