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的社會基礎是“活力”

2021年07月24日00:04

原標題:創新的社會基礎是“活力”

文 / 鄭磊

近二百年人類社會的發展非常迅速,相當一部分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進入了工業化時代,少數經濟領先國家正在邁入數字經濟時代。宏觀經濟學的增長理論一直致力於構建推動社會進步的理論架構,理論界以生產函數為模型,陸續增添生產力要素,對人口、土地、資本、技術的認知不斷深入,並提出了數據是信息時代經濟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的觀點。同時,主流經濟學家也逐漸認識到,只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社會經濟問題存在著難以彌補的缺陷,因此逐漸形成了“製度、文化等社會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拓展方向,如:喬爾·莫基爾從經濟史角度對增長的文化進行瞭解釋;艾德蒙·菲爾普斯從發揮個人主義的大眾創新角度對經濟增速變化的解釋(《大繁榮》)。

菲爾普斯近期出版的《活力》一書,可以看作是對《大繁榮》中所提論點的進一步完善和實證分析,提出了很多頗有啟發性的概念,和本人近年來的思考產生了共鳴。“百年來中美經濟對比與預判”指出,除了經濟週期,社會發展也存在轉型週期。通過實證研究,不難發現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其康波週期的第一個40到60年里,社會充滿了活力,經濟快速增長。而在第二個康波週期的後半階段,社會開始變得僵化,經濟活力明顯進入衰退階段。即便科學和技術創新成果仍不斷湧現,但是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明顯減小。而在這些國家經曆了150年左右的輝煌發展之後,社會各種矛盾變得突出,社會組織機能明顯衰弱,難以對經濟結構進行改良或更大力度的調整,其霸主地位逐漸式微。由此不難看出,經濟因素對於增長至關重要,但是經濟因素能否發揮作用,有賴於社會環境是否能提供讓其發揮作用的空間。

菲爾普斯等人的研究思路與此相似,他們提出創新的源泉是“國家文化、個人價值觀和全面的企業家精神”。而這三方面其實都需要有特定的社會基礎,即社會環境應具有適合激勵個體發揮創新活力的組織和機製。個人價值觀本身就來自社會倫理道德的塑造,應該說人類本身具有嚐試創新的動機,有自我表達和實現的慾望,僅僅強調這方面對創新結果的影響,顯然是不夠的。他們將創新的來源分成大眾的自主創新和來自商業企業的熊彼特創新,並認為前者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明顯更大,這個判斷仍有待更多實證結果提供支援。

當我們把創新活力當作一個必然具備的條件時,就可以構建一個由社會環境激發和保護創新活力,進而產生創新活動和創新成果這樣一個邏輯更完整的鏈條。從現代生產函數的角度看,全要素生產率其實包含了社會環境因素,甚至可以認為它就是社會環境對經濟增長的綜合表現形式。而現有理論是將技術納入其中,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何1990年之後發生的信息通信革命性技術進步並沒有明顯比前兩次工業革命獲得更大的經濟增長效果。本人的觀點是,第一次工業革命正好是英國社會活力最大的時期,而第二次工業革命對於美國也正好適逢其時。信息通訊技術創新出現在美國第二個康波週期的中後期,社會環境出現了明顯差異。而對於中國來說,卻成為了一個彎道超車的大好機會。中美在互聯網和通信技術方面起步時間差較小,中國已經在這個領域的很多方面取得了較大優勢。

我們可以用工資、利潤率分別代表個人和商業機構的生產力水平。資本總是流向預期投資收益最大的地方,技術很難單獨流動,是技術創新者帶著技術流向更能發揮其個人能力的地方。這裏就涉及到了人的滿足感,比如個人主義和自我表現,這些也都需要社會提供諸如個人社會上升通道和空間、最低生存條件等支援或基本保障。菲爾普斯等人將“活力主義”列為第三個要件,這與本人提出的社會環境是密切相關的。菲爾普斯的提法是“充滿活力的經濟”,其實可以用“社會”替代“經濟”,以便將文化、製度、社會組織機能的彈性等內容全部納入,為創新活力提供一個更廣泛的理論基礎。

與美國相比,中國創新體系處於新生階段,有更大的可塑性;中國政治體製和社會結構在解決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等嚴重束縛經濟發展的問題方面更有效率。全社會需要大力培養能夠推動經濟活力增長的現代價值觀。政府應緊抓要害,為普羅大眾提供能夠更好的釋放創造力和發揮能動性的社會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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