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客工宿舍再暴發疫情,外勞如何“與病毒共存”?

2021年10月22日14:54

  原標題:觀察|新加坡客工宿舍再暴發疫情,外勞如何“與病毒共存”?

  “現在中國客工可以上班的就還在上班,離職沒辦下來的也只能上班。很多中國工友想回國,但也很難實現。”網名“多年以後”(後文稱“小多”)的中國籍客工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回憶起自己在新加坡客工宿舍感染新冠病毒的境況,還顯得有點心有餘悸。

  “客工”是新加坡社會對外籍勞工的稱呼,這些客工多來自印度、孟加拉國、中國等國,由母國的中介介紹來到新加坡務工,一般統一由政府和企業安排在指定的客工宿舍居住。小多來自陝西,今年6月來到新加坡,是一名建築工人。

  小多告訴澎湃新聞,他所在的宿舍整棟樓出現了疫情暴發的景象:他所在的一層樓大約有200多人,其中100多人都感染了。“我的那間宿舍一共12個人,已經有6個人感染,都去隔離了。包括我在內已經放出來2個,還有4個工友在裡面隔離。”小多說。

  中國籍客工宿舍的疫情暴發和隨之而來的混亂得到了新加坡媒體的報導和新加坡政府的承認。據新加坡《聯合早報》10月16日報導,13日,裕廊惹蘭都康的西雅(Westlite)速建宿舍有客工聚集,他們控訴有關方面對宿舍疫情處理不當,多次反饋沒有結果。該客工宿舍主要居住著勝科海事所僱傭的中國客工。住在該宿舍的2000多名客工據稱已有四分之一確診感染新冠。

  15日,新加坡人力部下屬保障、關懷與接觸小組(ACE)署長鄧銳輝稱,有關宿舍確診人數激增,而分配到宿舍載送患者到適當照料與康複設施的資源不足,因而才會出現上述問題。

  密接不隔離、陰性就上班

  “我們這裏不說新冠‘確診’,只看新冠檢測結果是不是陽性。假使是陽性,客工就要拉去隔離,隔離期間若新冠檢測結果呈陰性就可以回去上班了,沒啥額外的安排。我隔離了7天、檢測結果是陰性就出來了。”小多告訴澎湃新聞,“新加坡不像(中國)國內,密切接觸者不會被要求隔離。”

  據《聯合早報》19日報導,根據新加坡人力部發出的最新客工宿舍新冠措施指引,自10月11日開始,與確診病例有接觸的客工不會接獲隔離令,改為遵守“健康風險警告”。住在宿舍的客工接獲警告的第一天須在有人監督的情況下進行抗原快速檢測,結果呈陰便可前往工作,第二至第七天則自行做抗原快速檢測,結果呈陰就可工作。

  另外,新冠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客工需要在指定的“康複設施”接受隔離,假使隔離第四天或第七天抗原快速檢測結果是陰性,客工就能解除隔離、回到工作崗位。若新冠檢測陽性的客工完成了10天隔離,不論檢測結果如何,也都可離開指定的康複設施。

  上述針對客工宿舍的新冠措施指引是新加坡社會“與病毒共存”階段的一部分。8月19日,新加坡政府宣佈該國進入“與病毒共存”防疫階段。外界分析認為,對於嚴重依賴跨國貿易和外籍勞工的新加坡而言,完全重啟經濟乃至向外國開放是無奈之舉,否則新加坡經濟有走向崩潰的危險。

  《外交官》雜誌10月14日報導指出,截至9月,新加坡已經為80%以上的人口接種了疫苗,並計劃在短期內將該比例提高至90%。較高的疫苗接種率和舉世聞名的行政效率被認為是新加坡敢於實踐“與病毒共存”的底氣。

  《聯合早報》指出,客工對新加坡建築、海事等行業至關重要。目前住在新加坡的客工總計還有約27萬。雖然宿舍疫情原已沉寂,但過去一個多月來卻有死灰複燃的跡象,聚集性感染事件不時出現,令人擔心。

  據《海峽時報》21日報導,當日,新加坡人力部長陳詩龍和衛生部兼人力部高級政務部長許寶琨在社交媒體上表示,自10月初以來,新加坡已經在集中隔離設施中為客工預留了5000多張新冠康複床位,同時還在48個客工宿舍區的康複設施隔離點設置了6000個隔離床位。報導指出,這是新加坡政府對9月以來客工宿舍新冠病例激增的回應。

  “新常態”中被遺漏的客工?

  自“新常態”——“與病毒共存”階段啟動以來,連月來新加坡新冠確診人數不斷飆升,單日新增屢創紀錄。眼下,新加坡醫療系統疲於應對激增案例,一些民眾也因確診後長期未能得到新加坡衛生部指示而陷入茫然。

  《紐約時報》報導指出,這一切出乎新加坡政府意料;隨著病例激增,政府已經開始恢復限制聚會、鼓勵居家辦公等封鎖措施。

  《聯合早報》刊文指出,許多客工都認為新加坡在走向“與新冠共存”的過程中似乎遺漏了客工。“新加坡現在被迫‘與病毒共存’,被迫重新開放,可能會出現失誤。比如之前讓(新冠檢測呈)陽性和陰性的客工混住。”生於湖北武漢、於20年前來到新加坡工作並已入籍該國的華人工程師熊剛向澎湃新聞表示。他曾於去年3月新加坡客工宿舍暴發疫情時建立“捐助湖北獅城愛心群”,以向中國籍乃至來自孟加拉國、印度的客工捐款、捐物。如今,客工宿舍再度暴發疫情,他又投入到了號召、組織捐贈的誌願服務中。

熊剛將捐贈物資帶到客工宿舍
熊剛將捐贈物資帶到客工宿舍

  小多告訴澎湃新聞,新加坡政府對待新冠的態度類似“治感冒”。“我確診陽性之後就被分配到康複設施隔離。儘管隔離由政府組織,我也不需要付任何費用,但我獲得的治療就是‘休息’而已。等我們休息到檢測結果呈陰性,就算是治癒了。”對小多而言,熊剛等人提供的愛心捐贈讓他感受到了溫暖,“有這些好心人提供捐贈,我們才有了藥吃。”

  通過接種疫苗避免讓感染者陷入重症、進而避免醫療資源擠兌是新加坡的抗疫策略。《紐約時報》10月12日報導指出,接種新冠疫苗使大多數新加坡人不需前往醫院,約98.4%病例是輕症或無症狀;死亡主要發生在老年人身上,死者通常有併發症,死亡病例占(至10月12日的)過去28天中病例的0.2%。“幸好我在中國國內已經打完了兩劑疫苗,我康複得比較快。其實有人比我還快,隔離三天左右就放出來了。”小多說,“我希望公司可以盡快給我打加強針,疫苗還是有用。”

  具體而言,新加坡社會80%以上的疫苗接種率無法完全代表客工宿舍的狀況。根據新加坡人力部16日文告,西雅惹蘭都康宿舍中有至少55%的客工已經核實為完成新冠疫苗接種者,這與80%的數字有顯著差距。不過,一些客工所接種的疫苗並不在新加坡政府承認的緊急使用清單上,因此其暫時未被統計入內。

  另據《海峽時報》21日報導,陳詩龍稱,住在全部客工宿舍的客工中超過97%已完全接種新冠疫苗。儘管如此,仍有數以千計的客工尚未完成疫苗接種。

  客工生活宛如“平行社會”

  與熊剛一樣,許多人都對新加坡客工宿舍再度暴發疫情感到錯愕,乃至於失望。《海峽時報》21日刊登了一則讀者來信。該文章稱,最近的新加坡客工宿舍疫情的誘因和去年類似,是客工宿舍的環境讓新冠病毒易於傳播。

  另一名在新加坡打工的中國客工葛強(化名)去年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說,在新加坡政府與企業安排的客工宿舍里,他與11個同事共享一個房間,整棟樓又有上千人共用洗手間,所以“疫情暴發並不意外”。

  小多表示,他現在的住宿環境與葛強類似,也是12個人共享一個房間,2人分睡上下鋪。“接受這樣的住宿環境對我來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假使要自己在新加坡租房,一個月就要幾百新元(1新元約合人民幣4.75元)的房租,我在這裏打工一個月工資也就2000多新元,沒有能力承擔租房開銷。”小多感慨說,之所以願意出國打工,是因為家裡條件不太好,希望多掙點錢。

  不過,據《聯合早報》報導,考慮到去年引起新加坡國內外廣泛關注的客工宿舍疫情,新加坡有關方面當下已試圖改變,比如推出西雅速建宿舍這類“新型宿舍”——這種“半永久性速建宿舍”採用的新標準包括每個房間不超過10張床位,床與床之間至少得保持1米的距離。

  雖然可能居住“硬件”方面有所提升,但當地對客工的管理似乎未有明顯改善。西雅宿舍暴發疫情後,宿舍管理公司和客工僱主各有說辭,宣稱他們已和新加坡人力部接洽,確保客工有足夠的醫療支持,並提醒夥食供應商務必嚴格遵守衛生標準。這也與西雅宿舍13日聚集客工所提出的情況不盡相同。同時,上述新宿舍標準也與小多所稱的“一個房間擠12人”並不相符,可見企業的宿舍管理與新標準仍有一定差距。

  彭博社10月2日報導指出,雖然新加坡平息了去年的客工宿舍疫情,並有效地讓社會運轉起來的情況下,但卻仍將客工限制在他們的宿舍當中。這一年多來,生活在宿舍、工作在工地等指定上班地點的客工與新加坡社會完全隔絕。彭博社指出,這顯然讓這些客工倍感不公,更讓許多客工陷入心理問題。

  “去年客工宿舍暴發疫情期間,孟加拉國和印度工人的宿捨出現了有人絕望跳樓自殺的情況。正是因為不忍心看到客工絕望,我才說服誌工團隊也向非中國籍的客工宿舍提供捐助。愛心是無國界的,我們也擔心中國客工出現類似的絕望情緒。”熊剛向澎湃新聞回憶到。

  英國廣播公司(BBC)今年9月末曾報導稱,新加坡客工遭遇的處境稱得上是全世界事實上最漫長的“新冠隔離”。“我來新加坡四五個月了,從沒出去過玩過,每天就是坐車上班去工地,下班坐車回宿舍。”小多說,“在這上班感覺跟‘坐大獄’似的,沒有一點自由和人權。”

  BBC指出,數十萬客工在去年疫情暴發後便被禁止和公眾接觸。9月,新加坡政府才表示將允許少數客工在“試點計劃”中外出。試點計劃期間,BBC記者被邀請到新加坡的“小印度”社區探訪50名“放風”工人,他們被允許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離開宿舍4小時。

  儘管新加坡人力部發言人稱這是一個“里程碑”,但仍有客工強調,他們想要的只是尊嚴。“我們是像你一樣的人類,就像這個社區中的所有人一樣。我們只想要回我們的尊嚴。”來自孟加拉國的客工塔斯里夫(Tasrif)在BBC報導中向新加坡政府如此控訴。

  這些客工為了要來到新加坡工作,需要繳納高昂的中介費用。據BBC報導,塔斯里夫向母國孟加拉國中介繳納了7500美元(約合人民幣48000元)的中介費,而他目前每月收入不到750美元。

  小多則向中國中介支付了5000人民幣的中介費,他的其他同事所交的中介費最低也有3000元人民幣,最高達20000元。小多目前每日工資約人民幣400元左右,比他在中國工作時略低,這也讓他有了被中介欺騙之感。

  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全球衛生方案主任林方源(Jeremy Lim)向BBC指出,限制客工的人身自由對公共健康並無多益處,新加坡各界反而需要在這個時候關注這些客工的心理健康,因為他們都處在非常掙紮的時刻。

  為了支持客工度過難關,熊剛等人在捐贈之餘也在微信群中與許多中國客工保持交流。小多說,正是因為感受到其他人的愛心,他才相信一切都能好起來。在短期內無法回國的情況下,他只能選擇好好工作。

  “我們只是想安穩地工作,平安地回去!”另一名不具名的中國客工向澎湃新聞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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