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薇婭被罰!直播電商“洗牌時刻”來臨

2021年12月22日11:53

  原標題:薇婭被罰!直播電商“洗牌時刻”來臨 | 新京智庫

  直播電商行業有野蠻生長跡象。

▲薇婭。圖/薇婭官方訂閱號
▲薇婭。圖/薇婭官方訂閱號

  文 | 劉曉忠

  12月20日,浙江杭州稅務稽查局再度出手,對網絡主播黃薇(薇婭)追繳、加收滯納金並處罰款,共計13.41億元。

  這是繼11月22日杭州稅務部門對朱宸慧(雪梨)、林珊珊兩位網絡主播分別處罰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又一次對網絡主播的偷逃稅進行行政處罰。

  薇婭作為直播電商界的“一姐”主播,對其進行處罰的警示和導向意義更加直接,也更有助於推動直播電商行業走出野蠻生長,進入規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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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電商行業有野蠻生長跡象

  近年,隨著平台經濟的發展壯大,直播電商作為一種新經濟、新業態和新範式,取得了快速發展,併成長為一個新興行業。

  某諮詢機構今年9月份發佈的《2021年中國直播電商行業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直播電商市場規模超1.2萬億元,年增長率為197%,預計2023年直播電商規模將超過4.9萬億元。2020年店播成交額占整體直播電商的32.1%,預計2023年占比將接近50%。截至2020年底直播電商相關企業累計註冊8862家,行業內主播從業人員已經達到123.4萬人。

  直播電商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給經濟注入了新的血液,重構了經濟生態鏈。過去,商品和服務主要依賴於傳統的直銷和分銷渠道,交易成本較高,供需匹配度相對比較間接。直播電商行業興起後,生產即消費現象更加突出,廠商與消費者通過直播電商實現了直接互聯,跳過了傳統分銷渠道等中間商,需求端向生產端的反饋越來越快捷。

  直播電商行業也正在加速分工的專業化和市場化。如直播電商作為流量經濟的變現渠道,反過來促進了商品和服務的分工精細化。類似於李佳琦、薇婭等直播界的大V,不僅有廠家的銷售渠道,而且具有對整個商品和服務進行市場化配置的能力,如用大數據分析用戶需求,根據用戶需求尋找商品和服務設計方、製造方和物流方。

▲快速發展的直播電商行業,卻帶著野蠻生長的跡象。圖/IC photo
▲快速發展的直播電商行業,卻帶著野蠻生長的跡象。圖/IC photo

  不過,快速發展的直播電商行業,卻帶著野蠻生長的跡象。這集中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方面,直播電商模式的商品和服務銷售端的變化,與我國現有的以流轉稅為主的稅收結果出現了匹配性問題。

  傳統的產銷模式大致是,原材料——生產商——分銷商——終端銷售平台,生產端通過生產型增值稅等規範,進項、銷項增值稅抵扣後變成營業利潤,然後進入企業所得稅環節,生產商與分銷商和終端銷售平台的銷售端通過消費型增值稅(之前的營業稅)等規範,進項銷項增值稅抵扣後變成營業利潤,進入企業所得稅環節。

  直播電商模式後,中間商被衝擊了,生產端開始直接面向最終需求端,此時廠商開始分拆成獨立的生產部門和銷售部門,在流轉稅的增值稅徵收環節變成了關聯交易。

  這其中,由於直播,電商在產業生態鏈上節約的交易成本等,就變成直播平台與網絡主播等的巨額收入的源頭。

  對稅務部門而言,曾經的消費型增值稅部分變成了網絡主播的勞動報酬,由於其收入的複雜性,徵繳難度增加了。

  另一方面,網絡主播在商業活動中的身份和功能較為複雜,難以用現有的稅製模式準確定性其納稅身份。大牌網絡主播與廠商的關係,不單是簡單勞務合作關係,如大牌主播基於對粉絲流量的需求分析和整合,相當於是流量消費的集中採購商,甚至有的網絡主播會承包某一品牌的某一產品,或者直接拿流量訂單委託廠商生產。

  不同於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等,網絡主播有多種經濟功能與身份。因此,有效確定其納稅人身份,並不容易。

  更為重要的是,當前大部分網絡主播被定義為新興就業形態,屬於勞務服務關係。這種定位讓網絡主播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消費型增值稅的納稅主體,導致了在需求端的流轉稅環節,真實的消費型增值稅的納稅主體是缺位的。

  目前,網絡主播的收入主要有坑位費、銷售返傭、平台獎勵、粉絲打賞等。這些不同的收入,在傳統稅製結構中,對應的是不同的稅種,而在直播電商行業大都統合為網絡主播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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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逃稅,網絡主播作繭自縛

  電商直播這種新經濟業態,與現有的稅製結構等,存在複雜的匹配難題,這使網絡主播面臨複雜的納稅義務。而一些網絡主播利用現有法律不完善之處進行“稅務籌劃”和“避稅”,這其實是作繭自縛。

  當前薇婭等網絡主播們,一般通過設立個人獨資公司、合夥企業等,讓其合作夥伴將其直播收入打入這些公司,鑽稅法漏洞。

  現有的稅法對個人獨資公司的稅款有一項核定徵收的便利政策。所謂核定徵收,就是納稅人的會計賬簿不健全,資料殘缺不全難查賬,或者因其他原因導致難以準確確定納稅人應納稅額時,由稅務機關採用合理的方法,依法核定納稅人應納稅款的一種徵收方式。核定徵收的稅率一般較低,個稅為0.5%、增值稅為1%(2021年12月31日後恢復為3%)。

  這樣確實可以給網絡主播們節省下不少稅。但是,稅收層面的核定徵收主要是針對小規模納稅人。所謂小規模納稅人,是指月銷售額低於15萬元以下,會計核算不健全,不能按規定報送有關稅務資料的增值稅納稅人。

  收入以億元計的一些網絡主播,顯然不屬於小規模納稅人。如果其也來利用這個核定徵收的便利,實際就不是合法避稅了,而是偷稅漏稅了。

▲資料圖。圖/IC photo
▲資料圖。圖/IC photo

  今年4月23日,國家網信辦等七部委發佈的《網絡直播營銷管理辦法(試行)》第八條,明確直播營銷平台應對直播間運營者、直播營銷人員進行基於身份證證件信息、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等真實身份信息認證,並依法依規向稅務機關報送身份信息和其他涉稅信息等。

  同時,現有法律法規明確坑位費、主播佣金為勞務報酬。粉絲打賞現在存在爭議,是贈予還是其他?但目前仍傾向於勞務報酬。因為打賞不是孤立的,而是其勞務服務的對價之一。

  當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是3%~45%,個人獨資企業的經營所得稅率為5%~35%,且個人獨資企業不徵收企業所得稅,只有個人所得稅。按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全年應納稅所得額超過10萬元的稅率是35%。

  顯然,將直播收入通過個人獨資公司收取,確實可節省10個百分點的稅率。如果僅限於此,屬於合法避稅,不存在偷逃稅問題。

  通過個人獨資公司和合夥企業偷逃稅,主要發生在濫用個人獨資公司的核定徵收要件。也就是,網絡主播將其清晰、資料齊全、可以查賬的收入,通過稅收籌劃模糊化,如將坑位費和佣金等在入賬時換成企業經營所得進行虛假申報,使其符合核定徵收的構成要件,然後享受低稅率。

  網絡主播為何要這樣模糊操作,可能存在一些自身無法控製的因素。比如交易對手支付主播們的勞務報酬,在出賬的會計目錄上比較複雜,如出賬方為了入賬需要,將給主播的勞務報酬分拆成勞務報酬、營銷費用、接待費用等會計科目。不以勞務報酬支付的費用,就需要主播的公司用其他發票來報銷和衝賬,這就使得主播們通過旗下公司虛構經營業務來提供發票。

  畢竟,交易方在會計處理上,如果把大筆支出都用勞務費用出賬,一定程度上受到現有財務和會計法律法規的限制,如勞務費用需要企業代扣代繳,而且不能作為銷售費用等做銷項進項進行增值稅抵扣,這樣會增加企業的稅負,從而牽製企業在勞務費用上的支出規模。

  杭州稅務稽查局依法認定的薇婭偷逃稅款6.43億元,其他少繳稅款的0.6億元,可能就是源自其虛構業務,模糊化收入來源等,申請核定徵收方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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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播們被罰有助行業規範發展

  網絡主播等靈活就業人員的偷逃稅款,確實侵害了國家利益,對其他合法納稅人是不公平的。

  對薇婭等網絡主播進行罰款處罰、追繳稅款,旨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以及促進直播行業的規範發展。

  當然,處罰違規違法者的同時,還需要根據經濟中出現的新業態,適度改革和完善現在的稅收制度。

  畢竟,隨著靈活就業人員規模的不斷擴大,靈活就業的新經濟業態和平台經濟的快速發展,產業生態鏈分工日益精細化,尤其是隨著企業分工的專業化、精細化,會使企業逐漸剝離非核心業務,實現由內部供給向市場採購轉變,傳統以增值稅等流轉稅為主的稅製結構,在新經濟業態下的稅基會逐漸收縮,所得稅和勞務費用等直接稅的稅基會進一步擴大。

  這就意味著,完善直接稅製體系將是今後稅改的一個重要方向,以促進稅製結構與新經濟業態的匹配。

  同時,需進一步完善會計法和會計準則等,強化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嚴格根據交易或事項的經濟實質進行會計核算,避免企業鑽漏洞。如屬於勞務費用的支出,不能分攤到其他會計科目,從而從會計制度上適應新經濟、新業態的變化,從整個鏈條上杜絕偷逃稅行為等。

  總之,直播電商行業作為平台經濟、流量經濟衍生出的一種新業態,薇婭等主播們偷逃稅被罰,有助於這個行業的規範發展。同時,完善稅收、會計、勞動、社保等制度體系,也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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