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州悲劇背後,親生父母拐賣子女該如何定罪?

2022年01月25日09:38

  *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1月24日淩晨,河北尋親男孩劉學州在微博發佈長文,透露輕生念頭,經媒體向海南三亞市110指揮中心證實,劉學州確認於當日淩晨因搶救無效死亡。在劉學州生前最後的長文中,他講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曆、尋親曆程,以及在尋親成功後與親生父母的決裂。

  在長文中,劉學州自稱,曾從生父處得知,因經濟困難,為付彩禮,在收取6000元後讓人抱走了劉學州。劉學州的姥姥則對媒體表示,兒子兒媳曾花2.7萬元抱回孩子。在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中國刑法研究所副所長袁彬教授看來,如果劉學州所述為實,其生父母已涉嫌拐賣兒童罪和遺棄罪。

  親生父母犯拐賣兒童罪可能並不符合一般人的認知,但實際上,早在2010年,最高法等部門已將親生父母以營利為目的出賣子女的行為劃定為拐賣兒童罪。至少從2015年起,在全國所有拐賣兒童案件中,父母拐賣親生子女,已占到了近半比例。這是中國拐賣兒童犯罪形勢的結構性變化,這種變化既對司法實踐提出了挑戰,也提出了社會問題,比如,如何減少劉學州這樣的悲劇發生。

  記者 | 印柏同

  編輯|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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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來即輕,還時亦淨。》

  劉學州在微博發佈長文⬆️

  以下是本刊記者對袁彬的專訪

  父母拐賣親生子女案件比重上升

  三聯生活週刊:在劉學州這個案件中,他的生父母可能被追求哪些法律責任?

  袁彬:目前來看,我認為可以依法追究劉學州的生父母拐賣兒童罪和遺棄罪。如果按照劉學州對媒體的說法,他的生父母當初賣他是為了獲得彩禮,是有營利目的的,這就構成了拐賣兒童罪;另一個就是今年1月份,劉學州和生父母見面後,向父母表達了一些訴求,遭到了拒絕。他後來無論是生活還是心理狀態,都陷入了困頓,從這個角度,他的親生父母在刑法上是有可能構成遺棄罪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追究劉學州生父母的拐賣兒童罪,在法律上是有追責期限的。針對劉學州這個案子,我經驗判斷是15年,也就是說,劉學州生父母把孩子賣給別人到劉學州死亡的時間,有沒有15年。如果在15年之內,有追責的可能。

  三聯生活週刊:一般情況下,考慮到孩子利益,法庭一般會怎麼處理拐賣親生子女的父母?

  袁彬:該判還是要判,但是判了之後,對孩子的撫養問題也會加以考慮,比如變更監護人,或者另尋合適的監護人,不能簡單地一判了之。判的同時,要為孩子的利益考慮,給他監護做適當的安排,同時,親生父母在判刑期間對撫養孩子的義務並沒有減免,根據這些父母的情況,他們提供包括經濟方面在內的補償。

  2010年,最高法等部門出台了關於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這個意見與以前的最大改變就是,明確把出賣親生子女納入到了犯罪當中,甚至是作為了比較重要的部分。

  電影《親愛的》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拐賣親生兒女的情況到底有多嚴重,才導致了2010年出來這個規定?

  袁彬:2010年這個司法文件出台的過程是,2009年初最高法成立了一個調研組,會同最高檢還有其他相關部門多次調研,召開論證會,得出的結論一個就是惡性犯罪案件呈上升勢頭,形勢嚴峻;其目的是要解決拐賣罪適用中面臨的很多問題。

  我沒有查到2010年之前親生父母出賣子女的官方數據,但是2013到2015年有一些統計和調查,估計由父母出賣親生子女的比重,在拐賣裡面大概占4~5成。從實踐的角度看,一般這類型犯罪都帶有相當的隱蔽性,發現起來比較困難,因為出賣自己親生子女的,多以送養的名義,基本上都會說,“是俺送出去的”。這個角度來看,2010年之前親生父母出賣自己子女的數據應該也比較高。

  三聯生活週刊:這些數據的來源是?

  袁彬:2015年2月,最高法的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佈會上講過,從2014年至2015年3月,全國各地法院公佈的363份有關拐賣兒童罪的裁判文書中,涉及380個兒童被拐,其中被親生父母拐賣的兒童占比約為40%,官方的表述是“可能過半”。值得關注的是,他用的是當時能夠查得到的公開案例,肯定不是所有的案件。華南理工大學的學者徐鬆林曾作過一個調研,父母出賣親生子女的比例是一半左右,所以後來對親生父母出賣自己子女的處罰也在加大。

  三聯生活週刊:如您所說,這類案件的隱案率很高,那麼司法實踐中,那些被判決的親生父母一般是怎麼被發現的?

  袁彬:一般是兩種情況:一種是周圍瞭解情況的人告發,這種情況有時候能牽出一串,比如親生父母可能不光賣了一個孩子,而是賣了好幾個孩子;另一種是在辦理一些證件或者處理相關事宜的過程中,被有關部門發現,像現在,如果一個孩子沒有完整的出生手續,是需要被記錄DNA數據的。

  電影《失孤》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出賣親生孩子這個情況還真挺讓我意外的。

  袁彬:其實1999年有一個《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2000年有一個《關於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有關問題的通知》,都規定了出賣親生子女的,可以構成拐賣婦女兒童罪。但這兩個規定不太一致,1999年的文件規定,出賣親生子女必須是情節惡劣的才按拐賣罪懲處,情節不惡劣的,可以按遺棄罪處理;2000年《通知》的規定是,以營利為目的出賣14歲以下子女,不管是否情節惡劣,一律按拐賣婦女兒童罪定刑。

  這就導致實踐中出現了一些混亂,比如說出賣親生孩子的,是不是一定要有營利目的?如果沒有收錢或者說收錢很少,看不出盈利的目的可不可以定?比如給營養費,有的給幾千塊錢,有的給幾萬塊錢,給2萬、給5萬算不算高,還有的條件好,給七八萬,中間人還掙一點。對這些問題的不同認識,導致出賣親生子女的司法定性爭議很大。

  所以2010年最高法聯合有關部門作的解釋意見,對此做了明確的規定,必須以營利為目的,即追求非法獲利,意見同時對非法獲利以及如何認定做了很明確的規定。從這個角度,2010年的規定不僅回應了現實,也具有先見之明,因為從後面來看,這個問題越來越凸顯。

  電影《親愛的》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專門出台了懲處規定,出賣親生兒女的卻越來越多了?

  袁彬:很多犯罪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出賣親生兒女也如此。數據的變化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律打擊本身反映的情況有滯後性,二是法律規定真正傳導到普通民眾那裡產生威懾作用也有個過程,除非有什麼特別的案例,一般情況大家根本不會關注。

  三聯生活週刊:在2010年以前,父母販賣親生子女,如果定遺棄罪的話,判刑如何?

  袁彬:我國刑法對遺棄罪規定的刑罰很輕,最高也就是5年有期徒刑。而拐賣罪中的出賣方,一般都是5~10年,所以不一樣。

  當時最高法對該問題的調研有兩點值得關註:一是犯罪數量上,當時的表述叫“時有發生”;二是當時《刑法》中關於拐賣兒童的6種認定行為包括拐騙、綁架、中轉、收買等,有的人就說,賣自己的孩子跟這些規定的拐賣情形不是那麼吻合,主張定遺棄罪或者別的罪,所以最高法就統一做了認定,因為這個行為從本質上來講,和拐賣沒什麼區別。

  三聯生活週刊:是不是在目前的這種社會背景下,傳統的拐賣案在下降,親生父母販賣孩子的比重就高了。

  袁彬:對,不能說父母販賣親生孩子的絕對數量在增長,這裏講的是比重,其實,過去有的父母是因為家庭困難出賣自己的孩子,現在的經濟條件改善,賣孩子也賣不了多少錢,出賣的動力應該是降低了的。

  三聯生活週刊:所以現在打擊拐賣兒童行為的重點其實有一些改變?

  袁彬:對,面對現在拐賣兒童犯罪的這種結構變化,有些人也提出,是不是需要對我國的送收養制度做一些改革,因為現在的收養制度是非常嚴格的,有的你想送出去也很難,就私下裡送,送的時候收錢收多了就可能變成了賣。

  三聯生活週刊:父母拐賣親生孩子的,這種對買方如何定性?

  袁彬:親生父母為什麼要出賣孩子?一般都是兩種,一種是家庭很睏難,靠這個獲利,另一種就是出於其他各種原因,不想要這個孩子了。無論是哪一種,他都是想把這個孩子往外推,這個過程中如果有一人出錢買,對孩子可能是好事,這種情況下,從道德評判的角度,買方的責任更低更輕一些,不應該對買方判重刑。

  三聯生活週刊:您前面也提到,為防止父母拐賣親生子女,應該有配套的送養收養制度,除此之外,我們可能還需要哪些配套制度,來減少此類悲劇?

  袁彬:兒童福利機構的建設當然是最直接的,送養本身跟社會福利機構也有關聯,但不是唯一相關。從一個更宏大和根本的角度考慮,有些父母送養孩子的原因,可能是非合法婚姻關係,孩子會給父母帶來社會負面評價,那社會能不能給予更多包容,出台更多幫扶或者救助性質的措施,給這樣的父母一些合理疏導的途徑。

  解救是第一位

  三聯生活週刊:拐賣和收買孩子的,判決時候會考慮哪些因素?

  袁彬:首先要看雙方行為的危害程度,拐賣和收買對孩子來講,都有危害性,但還是不太一樣,如果危害性都比較大或者比較嚴重的話,也會分打擊哪個是主要的,哪個是次要的。

  所以目前主張買賣同罪關注的是事前防範,也就是對一般人的影響。一旦犯罪已經發生,犯罪人已經查證清楚的情況下,出於對兒童利益保護的考慮,買賣不同罪可能更有利於保護兒童利益。

  三聯生活週刊:我看有人統計,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前,對收買行為的處理基本上是不追究刑事責任。

  袁彬:以前對拐賣行為的懲處里並不包括買方,1997年《刑法》修訂時才規定,既打擊賣也打擊買,阻礙解救或不履行解救義務的也入罪。但早期,收買行為入罪也比較輕,一個是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最高判刑三年,比購買部分珍貴瀕危動植物都低;二是當時規定,如果沒有虐待收買兒童,沒有阻止收買婦女逃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

  這種立法在後來遇到的質疑聲慢慢變大,尤其是2014年和2015年,當時有兩部拐賣題材的電影《親愛的》和《失孤》,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而當時又正值2015年刑法修訂,所以這方面的立法呼聲很高。最終修正案規定,收買兒童沒有虐待的,可以從輕,收買婦女沒有阻礙逃跑或者解救的,從輕或減輕處罰,但沒有說可以免除。相當於收買行為一律入刑。

  圖|視覺中國

  三聯生活週刊:2015年買方一律入罪這個時間節點,之前您提到有電影的因素。

  袁彬:這個不是主要的,但是有一點促進。其實2010年最高法等部門出台的意見里,也明確表述,要著重剷除買方市場,從源頭遏製。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的4個稿本裡面,前三個稿本都有免除處罰的規定,表決稿才拿掉。這個過程中,無論立法者還是公眾,出發點都不完全建立在對買賣同罪的懲處考量上,更多的是對兒童利益的考慮。

  包括2016年最高法出台的司法解釋又提到這個問題,總結了一些實踐中的爭議,規定得更具體了。

  三聯生活週刊:我問一個比較宏觀的問題,我們在打擊拐賣罪上總的思路變化是什麼?

  袁彬:治亂象用重典,在2010年到2014年間,拐賣婦女兒童罪中,判5年以上到死刑的重刑率是56.59%,非常高。其背後的邏輯是希望用重刑來遏製拐賣,總的來講是成功的。根據官方公佈的數據,2010年之前,我國拐賣兒童案件案發率都是上升的,比如2008年比2007年上升了9.9%,2009年比08年上升了20%,2010年後依然在上升,到2015年就明顯下降了。從2009年到2015、2016年,多的時候一年有1000多、2000多起拐賣兒童案件,現在有說法是拐賣兒童案件的數量已經降到一年幾十件。

  圖|視覺中國

  不過,當前我國案件數量的下降不僅限於重刑,跟其他社會配套建設也有關係,比如DNA數據庫的建立,城市監控網絡的建設,戶籍管理等。前期的一些實踐思路是,把打擊賣方放在一個側重點上。但保護婦女兒童權益一直是立法的基本出發點,以往規定不追究買方責任的情況,也是為了保護兒童和婦女。

  如今對買方的處理多少有些博弈的意味。為什麼有的案件中,對收買方處罰那麼輕?根本上是希望買方能夠善待兒童,同時也給解救提供時間和機會,能讓更多的孩子回到親生父母身邊。對於公安機關而言,其要做的主要是兩個事,一個是解救,一個是懲治,但解救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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