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之計⑦如何破解照料危機:不能只靠“超級媽媽”

2022年01月29日19:22

原標題:生育之計⑦如何破解照料危機:不能只靠“超級媽媽”

很多人都在電視上看過這樣的廣告:一位打扮成媽媽形象的女明星出現在鏡頭前,說一款奶粉多麼適合寶寶的腸胃,說一款洗衣粉可以洗掉貪玩的孩子身上的上百種汙漬,說一款紙尿布可以讓孩子遠離“紅屁屁”……

不過,這樣的普通母親形像已經滿足不了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前兩年讓人印象深刻的那句廣告詞“超能女人用某某”,完美詮釋了社會對於“超級媽媽”的期待。這一品牌找了幾位不同行業的“成功女性”,有女明星、女舞蹈家、女作家,為她們定製了一套“超級媽媽”的說辭,同樣的文體“能……能……能……我是超能女人某某某”,建構出了一個關於“超級媽媽”的神話。

之所以說它是“神話”,因為光鮮亮麗的背後掩蓋了照料的危機,以及人們“不敢生”的深層原因。

看上去很美的“超級媽媽”

“超級媽媽”既不能像傳統女人那樣深居閨閣,而是在社會經濟生產中占有一席之地;又要相夫教子、孝敬老人,完美地周旋於家務和孩子之間。她們可以很好地彌合工作與家庭之間那條巨大的鴻溝,因為照料孩子和家庭,對她而言根本不是“工作”,而是女人的“本能”或者“天賦”。

然而,在《職場媽媽不下班:第二輪班與未完成的家庭革命》一書中,美國學者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揭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每週花在家務和照料孩子上的時間,女性比男性多15個小時。這意味著,女性每年要比男性多勞動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霍克希爾德將已婚男女每天8小時的全職工作稱為“第一輪班”, 而將他們下班後的做家務、照料兒女等工作稱為“第二輪班”。

《職場媽媽不下班:第二輪班與未完成的家庭革命》,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 著,肖索未、劉令堃、夏天 譯,三聯書店2021版

“超級媽媽”需要像走鋼絲一樣做出艱難的平衡:她們事業上越成功,就越要在家裡做更多的“第二輪班”,以證明自己在家庭上的價值,否則便會被人說“不顧家”“不夠女人”。而男性卻恰恰相反:那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經常聲稱自己為家為業操勞過度,理應享受更多的閑暇時光,例如運動和社交。

“第二輪班”大多由女性來承擔;但社會對於“第二輪班”的價值認可,卻遠未達到它應有的程度。正如該書譯者肖索未老師在譯後記中指出的,在當下中國,照料孩子這件事,無論在經濟、社會還是象徵意義上的價值,都缺乏足夠的認可,它不僅被男性無視,也常常為(不得不)身擔此重的女性所輕視。

“照料危機”及其背後的不平等

“超級媽媽”的故事看上去很美,然而這卻無法掩蓋“第二輪班”並不輕鬆這一事實。以照料孩子為例,它與女性的職業與家務都有難以調和的衝突,乃至照料孩子這件事本身,也隱含著男女不平等,霍克希爾德將其稱為“照料危機”。

照料孩子與職業。工業革命之後,男性先於女性從農場走進了工廠,因此“職場的所有結構、邏輯、評價體系,都是為有妻子在家照顧孩子的男性設計的”,絕大多數工作場所,都不考慮員工的家庭需求。職場就是男權社會的一個縮影。而隨著進入職場的女性與日俱增,工作場所卻並未做出相應的改變。一些公司設置了“母嬰室”,卻不允許母親把嬰兒帶到工作場所,“母嬰室”其實是“泵奶室”。諷刺的是,很多公司卻允許員工帶寵物上班。照料孩子與家務。母親經常需要一邊做家務一邊看孩子,甚至還要同時應付沒完沒了的工作。而丈夫和妻子之間即便有所分工,也未必像看上去的那麼公平。例如,丈夫負責打掃車庫,妻子負責打掃房間,打掃車庫看起來更辛苦但並非十分緊急,而一個“熊孩子”身邊則幾乎需要時刻不停地打掃。再如,丈夫負責修理汽車和電器,妻子負責做晚飯,但汽車和電器並非經常損壞,而晚飯卻必須每天準時做好,還得不斷翻新花樣來迎合孩子的口味。

霍克希爾德對此比喻道,就像公司里的男高管和女秘書,兩個人看起來都很忙,但高管可以跟秘書說“讓來電話的人等一會兒”,而秘書卻通常都得“趕緊去接電話”。對女性來說,“工作和家務都在爭奪她照顧孩子的時間”。

照料孩子本身。同樣是照料孩子,分工上依然男女有別。丈夫更多地做那些他們願意做的事情,例如給孩子講故事、陪孩子踢球或者逛遊樂場。儘管這些事務也需要消耗不少時間精力,但卻比給孩子喂奶、洗澡、換尿布,要愉快得多、“高級”得多,時間安排上通常也更靈活。更重要的是,這些事務更適合拿來炫耀自己“好爸爸”和“好老公”的形象。

面對在職場和孩子之間疲憊周旋的職場母親,男性採用的應對策略通常有兩種:成為“超級奶爸”或者上演“爸爸去哪兒了”。“超級奶爸”不過是“超級媽媽”的異性複製版,只是把同樣的不平等轉移到男性身上而已,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爸爸去哪兒了”式的“喪偶式育兒”,是更多男性選擇的策略,看起來這讓男性成功偷了懶。美國的研究就發現,丈夫平均比妻子每週多看2.7小時的電視,多參加7.5小時的娛樂活動。

“媽媽總是催我們”,這是我們從孩子口中最常聽到的抱怨之一。職場媽媽的手機里需要有無數個鬧鍾,她們無奈地扮演了“惡人”。而父親此時往往心安理得地看電視或者刷手機,“有事去找媽媽”是他們最常用來搪塞的口頭禪。實際上,不堪重負的女性會帶有越來越多的負面情緒,這不僅會造成家庭矛盾,對孩子的成長也非常不利,最終男性也會受到傷害。這也是筆者作為一個男性,雖然可以偷懶但依然不打算生孩子的原因之一。

破解“照料危機”,已有的方案行得通嗎?

“要投入工作就沒有時間照顧家庭”,霍克希爾德大膽地講出了這句真話。這種矛盾,不可能也不應該由“超級媽媽”的神話來粉飾。“照料危機”不解決,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夫妻不敢生孩子。

讓老人幫忙帶孩子?這是很多職場夫妻無奈的選擇。然而,且不說老人和年輕人在育兒理念上的分歧,帶一個孩子,對老人來說已然很不容易;等到生二胎、三胎的時候,老人的精力必然難以承受。到那個時候,照料孩子的問題還沒解決,照料老人的問題又接踵而至。上有四個老人,下有兩三個孩子,這樣的重負足以壓垮一個中產家庭。讓保姆幫忙帶孩子?且不說保姆費用高、好保姆難找這樣的現實問題,實際上,保姆也有自己的家庭,保姆也要在職業和孩子之間疲於奔命。學者藍佩嘉在《跨國灰女生》一書中指出,當一個中國台灣地區的母親決定找個菲律賓女傭,就意味著有另一群孩子失去了母親的陪伴。這些女傭把情感付出給自己終究要離開的孩子,又用賺來的錢僱人照料自己家鄉的子女。保姆被視為“外勞”而排除在現代城市之外,保姆在辛苦照料人家的同時自己又何以為家呢?交給托育機構?為了破解“不敢生”的困境,不少專家提出了國家支持興建托育機構的建議。的確,從時間、精力上來看,托兒所能夠減輕職場媽媽的負擔。然而,照料孩子並非提供衣食那麼簡單,為人父母不僅是一種角色,更是一種體驗,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情感紐帶是他人難以替代的。肖索未老師也認為,照料具有高度的私人性、關係性、情感性和身體性,因此不能完全由遵循標準化流程的公共機構來承擔。

讓“人的再生產”重回曆史舞台中央

在筆者看來,破解“照料危機”,絕非多放假、多發補貼之類的權宜之計可以解決。本質上而言,“照料危機”的出現,是現代社會過於注重“物的再生產”而忽略“人的再生產”導致的。

在《把自己作為方法》一書中,學者項飆指出,人類曆史上大部分時期都是以“人的再生產”為中心,無論是漁獵、農耕還是生兒育女,都是為了人類的繁衍和延續,而資本主義的發展讓物質取代人成為社會的中心。因此,要讓人們“敢生”,需要我們的社會重新認識“人的再生產”的重要性。更輕鬆的生育和照料,更好的教育與醫療,更清潔的水和空氣……都要提升到至少與“物的再生產”同樣的高度來重視。

我們也不必擔心上述做法會影響經濟發展。恰恰相反,西方國家與中國的發展,都曾經走過犧牲“人的再生產”換取經濟增長的老路。而如今,當傳統增長方式面臨瓶頸的時候,“人的再生產”恰恰為切換發展動能提供了機遇。

總之,在生育和照料這件事上,我們需要的不是推廣“超級媽媽”的完美形象,也不是在“自由放任”和“福利國家”之間選擇哪一面,而是對“人的再生產”給予更多的自由和福利。生不生、怎麼生、怎麼養應該由女性自己決定,而不是由國家或者家庭中的壟斷性話語來決定。

我們的職場需要從根本上轉變,更多考慮家庭而非男性的需要,在工作時間和場所上給予員工更加靈活的安排。我們的婦女組織要真正成為女性的代言人,倡導兩性平等的育兒觀念,推動更加平等、更具人文關懷的公共政策。我們的學者和媒體要更多關注和講述那些普通人的育兒故事,推動男女之間對於生育和照料的相互理解。凡此種種,都是為了讓“人的再生產”重回曆史舞台的中央。

(作者王翔為浙大城市學院城市大腦研究院青年領航學者,管理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數字治理,都市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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