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勞動人口減少,經濟增長潛力仍在

2022年02月24日09:28

  本報記者 索寒雪 北京報導

  2022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黨組成員,全國人大代表蔡昉接受了《中國經營報》記者的專訪。

  隨著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的轉變,與經濟相關的諸多因素都在產生變化。蔡昉作為中國知名的經濟學家,對人口與勞動經濟的關係做過長期研究,他認為,雖然勞動力人口在快速減少,但是只要經濟增速保持在潛在增長率的水平,就意味著處於合理區間。

  供給側改革和擴大內需要同等發力

  《中國經營報》:近十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人口紅利趨於消失,但是中國經濟依然保持著較好的發展態勢,你認為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著哪些變化,能夠支撐經濟的發展?

  蔡昉:我們使用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按照15~64歲這個口徑,勞動年齡人口在2013年達到峰值,隨後就以加速度絕對減少:每年減少人數以萬、十萬、百萬到千萬的量級遞增,到2020年已經累計減少了4170萬人。

  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以從幾個方面看。

  第一,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影響經濟增速。但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僅是勞動力數量,還表現在一旦新成長勞動力減少,勞動力素質的改善速度也就放慢;機器過快替代勞動力導致資本與勞動的比率提高,資本回報率就下降;勞動力流動減速,也導致資源重新配置空間縮小,生產率提高速度慢了下來。這都是造成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實際增長率隨之降低。我們已經看到,伴隨著人口變化趨勢,GDP增長率從2012年開始減慢。

  第二,經濟增速保持在潛在增長率的水平,就意味著處於合理區間。根據勞動力和資本的供給情況與生產率提高的潛力,一個國家在一個特定的階段,具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潛在增長率,如果沒有特殊因素的干擾,實際增長率通常與潛在增長率是一致的。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減速,但是實際增長率是符合潛在增長率的,所以是合理的增速。然而,如果需求因素對實現增長潛力構成製約的情況發生,實際增長速度就會跌到潛力以下,就不再處於合理增長區間了。

  第三,要防止總人口達峰的需求側衝擊。2021年中國人口增長率已降至0.34‰,接近於零增長,即將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與此相伴的是老齡化加深。2021年老齡化率達到14.2%,根據一般定義已經進入到老齡社會。一方面,人口就是消費者的總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都較低,因此,人口負增長和更深度老齡化必然對消費需求造成衝擊。所以,從2022年開始,中國需要高度關注需求收縮的問題。

  《中國經營報》:這兩年由於疫情防控等原因,人口出生率還會繼續降低,這是否會影響未來幾十年後的GDP增長,需要採取哪些近期和長期的政策予以應對?

  蔡昉:或遲或早,人口峰值和負增長終將到來,產生對增長速度的需求側衝擊。如果說經濟發展新常態,過去主要表現在供給側的話,現在同時表現在供需兩側。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要同等發力。黨的十九大和曆次中央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做出了一系列相關部署,現在要做的就是按照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無縫連接方式,落實好這些戰略和政策。

  從短期來看,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時,要處理好“保市場主體”和“保民生”的關係。保市場主體是為了從供給側促進經濟複蘇,使增速盡快回到潛在增長率的軌道;保民生則是為了穩定居民消費,穩住內需以便支撐合理的經濟增速。穩住市場主體和保護好家庭都是“留得青山在”。作為人力資本積累的基本單位、生育養育教育子女的主體和擴大消費的載體,家庭也應該成為應對週期舉措的政策目標。

  從中期來看,推動改革並贏得改革紅利,可以從供求兩側保證實現增長目標。認識到需求製約這個新常態,促進共同富裕的舉措需要加大力度,以破解消費製約。以戶籍制度改革為重點推進城鎮化,可以取得一箭雙鵰的效果。一方面,通過大幅度增加城鎮戶籍人口,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整體水平和均等化程度,顯著擴大居民消費;另一方面,通過增加非農產業勞動力供給,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潛在增長率。

  從長期來看,分階段不停步地推進共同富裕。首先,合理利用稅收和轉移支付手段,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占比,有效調節收入分配,立足於在2035年之前把基尼係數降低到0.4以下。其次,圍繞完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提升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最後,建立完善覆蓋全民和全生命週期的社會福利體系,提高人民福祉,增進幸福感,同時促進生育率向可持續水平回升。

  爭奪高素質勞動者

  《中國經營報》:一些人認為,中考篩選50%的學生進入到職業學校,是仿照德國模式,加大勞動力向高效率製造業的轉移,你能否展望一下,這些政策最終將取得的效果?

  蔡昉:德國或許在發展職業教育方面,有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但是,中國教育發展既要參考一般規律,也要從自身國情出發,特別是從當前和今後面臨的現實挑戰出發。製造業升級換代也好,高端服務業發展也好,都需要高素質勞動者。我們說的“高素質”,應該包括幾個內涵。培養更高水平的技能無疑是職業教育所要發揮的功能。不過,技能是不斷變化的,在新科技革命條件下更是日新月異。因此,還要培養勞動者對勞動力市場的適應能力。這就需要通過更加通識的教育,培養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學習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職業教育發展應該注意以下幾點。第一,職業教育的教學內容不能畫地為牢,要以通識教育為基礎。所以,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不應該有那麼嚴格的區別,應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二,對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出口,也不應該做人為的區分,要形成一個人力資本培養的立交橋,條條大路通羅馬。第三,並不必要事先把比例確定下來而一成不變。應該以“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為標準,哪種類型的教育辦得好、受群眾歡迎,哪種類型的教育就應該獲得相對領先的發展。

  《中國經營報》:中國地區發展和收入不均衡,東部地區人均收入高,中西部地區收入相對低,我們看到一些東部省份在吸引大學生就業方面提供了很多優惠條件,這種趨勢之下,中西部和東部,未來將發生哪些差異化的變化?

  蔡昉:“人往高處走”。用較好的物質條件打造人才高地,無疑是吸引人才流動的製勝法寶。除了地方政府優惠政策之外,就業創業環境、城市宜居性、公共服務水平和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等,發達地區都占優勢,導致人才和勞動力“孔雀東南飛”。目前實施的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將進一步改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發展條件,提高對人才和勞動力的吸引力。還有一些其他舉措可以加快這個趨勢。

  首先,中西部地區以及東北地區,甚至中小城市,可以在物質條件之外挖掘自身吸引力,即借助“水往低處流”的勢能,主動降低人才流動的體制障礙。譬如,在戶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更大的力度和更快的步伐,就可以創造一個吸引人才和勞動力的先發優勢。

  其次,從國家層面協同整合各種類型的區域發展戰略。每個地區實施的戰略都為該區域創造更好的發展條件。但是,如果每種戰略實施效果相同的話,例如,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和沿海率先同步推進,區域差距仍然會存在。因此,區域均衡發展既要關注區域內的發展,也要關注區域間的均衡。

  最後,國家層面促進區域均衡的最重要舉措,就是加大再分配力度,盡快推動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區域均等化。區域均衡發展是在解決一個不均衡後,繼續解決新出現的不均衡過程中不斷實現的。地區之間基本公共服務基本實現均衡,有利於穩定區域人口格局。當機會來臨的時候,便可以因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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