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一小”問題不能單靠家庭丨專訪景軍

2022年05月22日11:47

“一老一小”是家庭代際關係的兩端,也是家庭結構轉型過程中需要面臨的難題。當中國傳統的復合大家庭轉型為核心小家庭,家庭向上贍養的功能逐漸被向下撫育的功能擠占,“老無所依”在老齡化社會結構下日益凸顯,適應變化產生的“隔代撫養”模式也帶來了一系列新問題。在養兒和養老的問題上,家庭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景軍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研究兒童飲食養育問題,近年來又帶領研究團隊開展農村老年人心理危機干預行動研究。在他看來,“一老一小”絕不能單靠家庭來解決,社會建設的力量應該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週刊》5月20日專題《何以為“家”》的B04版。

「主題」B01丨何以為“家”

「主題」B02-03丨閻雲翔:中國人的家庭,一個無限延展的彈性概念

「主題」B04丨景軍:“一老一小”問題,不能單靠家庭

「主題」B05丨馬春華:應該尊重婚姻形式的多元化

「主題」B06-07丨王明珂:為何親近人群間,最容易彼此猜疑?

「主題」B08丨王德福:社區應該在聯結與私密之間尋找平衡

采寫丨李永博

景軍,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在哈佛大學人類學係獲博士學位,1994-2001年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研究領域包括曆史記憶、水庫移民、生態抗爭、兒童飲食、愛滋病及養老議題。目前研究重點為涉及公共健康領域的社會和政策議題。

家庭責任與社會服務缺一不可

新京報:在養娃和養老的問題上,你認為家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景軍:我們常說養老要靠家庭。然而中國有4000萬失能老人,其中至少1/10是嚴重失能老人。如果家庭中有一位失能老人,那麼顯而易見的是,無法單單依靠這個家庭來完成老人的照料和贍養。家庭責任是重要的,但在面對病人和老年人的時候,既不能全依賴家庭,也不是都依靠國家。我們需要的是創造一個能夠為老年人提供保障的社會機制。

再比如,現在很多家庭都讓老年人來帶孩子,並且不少人還認為這種做法因循了中國優秀的傳統美德。這種做法是否完全正確呢?我們需要去反思。實際上,如果一個社會配備了老年機構,建立了完善的0-3歲孩童的託付制度,那麼很多中國女性可以從中擺脫,正常地去上班,很多中老年人可以擺脫帶孩子的包袱,有機會選擇做些其他的事情,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

《喂養中國小皇帝》,景軍 主編,錢霖亮、李勝譯,薄荷實驗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

有一些人說我們要堅持中國的家庭主義,我們要堅持中國家庭的美德,這都是在借用中國的家庭制度來為社會服務的缺席做解脫和道歉的一種方式。實際上中國社會應該“去家庭化”,而不是“再家庭化”。很多社會應該做的、公共部門應該做的全都轉移到了家庭,這種做法值得商榷。當一個家庭有一位“失獨”老人,或者家庭成員罹患癌症的情況下,家庭是無法承擔照料責任的,這些都必須得社會化。同樣地,如果我們要求0-3歲兒童必須由家庭來照料,那麼幾乎所有的中國女性都會在職場上吃虧。

另外,關於家庭化還有一種所謂的“醫療家庭主義”。在中國,家庭為病人的治療承擔了非常多的負擔,很多時候,家中有人不幸得了重大疾病,都是由這個家庭來支付治療費用。在中國社會,家庭成為了一個“社會保險箱”。

實際上,這種做法也是有待商榷的。治療我父母的疾病不應由我來掏腰包,上一代人一輩子辛苦付出,最後不應由下一代人來承擔晚年疾病的治療費。中國社會受到傳統家庭文化的熏陶,然而現在一些人借此來騙人,實際上是不作為,這種主張其實是借用傳統文化來剝奪老百姓應該享有的公共服務,利用“家庭”來搪塞和阻礙社會進步。解決“一老一小”問題不僅僅依靠家庭,社會建設的力量需要被更多的人發現。

應對老齡化的四種積極模式

新京報:你提出在“一老一小”的問題上應該“去家庭化”,怎麼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景軍:最關鍵的就是兩件事:一、自閉症兒童有人收嗎?二、嚴重失能老人有人管嗎?我們詢問這兩件事,需要解決的問題自然就出現了。

有人可能會說,為什麼不多談談大多數正常的、健康的老人和兒童?為什麼不多談談“雞娃”的普遍焦慮?我認為無論是家庭內部關係的緊張,還是養兒的焦慮,自古以來都存在,這些都是正常現象。在這裏,我不想去討論正常的生活,我想談的是非正常的、面臨危機時的生活現象。

當我們把一種現象推演到極端時,我們就會突然發現,對於家庭的很多觀念都應該被拿來重新審視。比如一個家庭中如果有一位精神病人,那麼精神病人住不住院,主要依賴這個家庭的決定。我們認為家庭是保護精神病人最好的方式,因為家庭比國家還保險。但是,這其中還是會出現很多問題,比如曆史上就曾發生過“被精神病”的現象,這些“被精神病”的人都是被自己的家人送進精神病院的。我們假設家庭是最好的,但實際上在極端情況下家庭內部也會潛藏著很多壞人。同樣地,當我們把養兒和養老問題推到極致時,我們就不得不去回答,自閉症兒童由公共機構接收嗎?嚴重失能老人有公共機構贍養嗎?把社會問題置於一種非正常的生活事件中,我們才能夠真正反思社會問題之所在。

我還想說的是,我們要破除對於家庭的認知誤區,這是一種思維障礙,一種囚徒心態。很多中國人都是在這種所謂的囚徒心態中生活,就覺得我們只能靠家庭,老年人只能靠家庭養,0-3歲的孩童只能靠家庭養,精神病人只能靠家庭養。這也確實是一種民間智慧,但同時你看不到的是,其實在這些問題上,社會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家庭的力量不足以應對特殊狀態下的社會生活事件,而社會建設的一個方向就是彌補很多家庭不能做的事情。

新京報:你和你的研究團隊曾在老齡化問題的社會建設上做過不少實證研究,有哪些值得借鑒和推廣的方式呢?

景軍:我們的研究團隊曾進行過研究,目前大致已有四種應對老齡化的積極模式。第一個模式是“時間銀行”。最早發明“時間銀行”的人是美國律師愛德華·科恩。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看到很多黑人失業,包括律師、水暖工、護士、理髮師、教師。他覺得,這些人雖然沒有收入,也沒有工作了,但是可以用勞動交換方式彼此受益。後來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倡導一種類似的“時間銀行”,動員相對年輕的比較健康的老人去幫助那些高齡體弱的老人,用適老服務時間作為儲蓄積分。“時間銀行”是一種鄰里之間的互助,無論什麼情況下都是可行的,即使疫情期間仍然可以實現。勞動時間的兌換,可以形成老人互助風尚的催化劑。目前,中國已經有三十多個城市成立了旨在幫助老年人的時間銀行。

第二個模式是“老人會”。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類似模式的組織。比如在明清兩代,當時太監們養老的方式就是形成兄弟結和師徒結,在宮里攢錢以後,他們在外面建立太監廟用來養老,當時在北京西山就有十幾座養老的太監廟;而所謂形成師徒結,就是在宮里不斷培養小太監來供養已經搬到外邊的老太監。曆史上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廣東順德地區的“自梳女”。這些女性年輕的時候到南洋打工,給自己存下一筆積蓄,從南洋回來以後,她們或不結婚或不落夫家,彼此通過建立金蘭結和師徒結,在一起生活直到老去。另外,在中國傳統中也有一些老年會(俗稱白帽會、祝壽會、長壽會等)。其實,早在秦代就有老人會出現,老人會在曆史上主要功能是敬老、賀壽、舉喪。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民間傳統。

第三個是“幸福守門人”模式。我們的研究團隊在農村做心理危機篩查時發現,很多農村老人經常處在孤獨之中。為了防止老年人的心理危機,防止健康的老年人未來走向臨界點,我們設計了“幸福守門人”模式金字塔組織結構,與地方官員配合工作,劃出區片,在每個區都有幫助農村老人的精神科大夫,同時動員鄉村醫生、社區積極分子以及社工,一起來關心留守老年人。

第四個模式是“病友會”。病友會很多是在線上組織的,其中包括老年人和青年人,參與者在線上互相交流如何抵抗抑鬱症、如何就醫、如何服藥。有人也許會問,比如癌症病友會是否能真正抗癌?至少從參加病友會的人們來看,他們相信這是有作用的,這是因為他們組織在一起開展體育鍛鍊,倡導遵從醫囑,同時在困難時刻相互安慰。我認為,在任何抵禦疾病的過程中,這三個條件都非常重要。

另外,在老人臨終關懷的方面,安養所為我們如何處理痛苦、面對死亡提供了一種參照模式。安養所的臨終關懷核心即是“往生助念”。這也是往生儀式中最重要的內容。這種方式可以避免不少老人孤獨地離開這個世界。我喜歡這類組織,這意味著面對老人照料的問題,我們不僅僅可以依靠家庭,還可以通過一些社會組織來獲得解脫。

記者 李永博

編輯 商重明

校對 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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