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極端氣候頻發，“蓋婭主義”能應對生態危機嗎？ | 讀刊

2022年08月29日11:45

每當氣候發生異常，對“蓋婭假說”的重提也開始變得頻繁。當“蓋婭假說”在科學界屢遭質疑時，它反而在公共空間中成為了一種哲學甚至信仰，不僅僅被許多環保主義者所堅持。作為上世紀提出的假說，“蓋婭主義”的生命力何在？

今年註定又是一個極端氣候不斷刷新歷史的年份：歐洲正面臨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乾旱；亞洲、北美、非洲多地出現史詩級熱浪；而在南半球則出現了罕見低溫。此類氣候現象絕非偶然，可能不少人還記得去年歐洲西部發生了大規模的洪澇，北極格陵蘭島的冰蓋最高點開始下雨。

就在全球極端氣候頻發之際，英國著名生態學家、發明家、獨立科學家詹姆斯·拉伍洛克於一個月前（7月26日）逝世，這天也恰好是他的103歲生日。英國《衛報》等多家外媒都在第一時間刊登了紀念文章，緬懷這位“蓋婭假說”的先驅。在一個疫情陰雲尚未散去、全球極端氣候現象頻發的時刻，這樣的紀念更顯深意。

詹姆斯·拉伍洛克（James Lovelock，1919-2022），英國科學家，環保主義者，未來主義者，“蓋婭假說”創始人。著有《蓋婭：地球生命的新視野》《蓋婭時代：地球傳記》《蓋婭的複仇》等。圖片來源：sky news

相比於其他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科學家，拉伍洛克的名字和作品不一定被中國的普通讀者所熟悉。不過，他於上世紀60年代提出的這個“蓋婭假說”，確實堪稱20世紀最具影響力和爭議性的思想之一。圍繞這個假說，拉伍洛克和合作者寫作了一系列作品（包括《蓋婭：地球生命的新視野》、《蓋婭時代：地球傳記》等在內的多部作品也已引進中文版），構建了一個相當龐大的理論體系。簡而言之，這一假說將地球看作一個活的有機體——大地女神“蓋婭”，通過自我調節，蓋婭維繫著地球生命和非生命系統間的穩態。

這個假說在提出伊始，便由於對主流達爾文進化論的挑戰而遭到批判，甚至由於缺乏可證偽性而被人們完全斥之以“神話”。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慢慢認識到這一假說所具有的巨大理論潛力，它很快對生態學、地球科學產生了影響，《經濟學人》的報導稱這個宏大的概念可能無法成為一門科學，但仍然是“一個有影響力的隱喻”，且隨著21 世紀越來越多地關注氣候科學，生物-物理系統之間的反饋系統、陸地、海洋中的細菌如何改變大氣、土壤化學成分等慢慢成為極其重要的問題。同時，蓋婭也因其跨越科學與哲學的思辨性引起了社會科學學者的注意，包括布魯諾·拉圖爾在內的許多著名學者都曾加入到有關蓋婭假說的討論中，而“有自主生命甚至意識的星球”這一隱喻，更是成為大眾文化中最為經典的符號，在無數的科幻小說、電影里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跡。

這兩年，“蓋婭”似乎尤其憤怒，不僅全球疫情在持續，許多國家也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極端氣象災害。而每當氣候發生異常，對“蓋婭假說”的重提也開始變得頻繁。當“蓋婭假說”在科學界屢遭質疑時，它反而在公共空間中成為了一種哲學甚至信仰，不僅僅被許多環保主義者所堅持。作為上世紀提出的假說，“蓋婭主義”的生命力何在？它對於人類的未來又還能給予什麼新的啟發？本期讀刊，我們與大家分享與這個話題相關的有趣觀點。

偽科學，玄學？

拉伍洛克出生於1919年，他最常形容自己的詞彙是“獨立科學家”——不僅是身份上的獨立，亦是精神上的。他常常告誡人們，“最好的科學就來自不受約束的思想”，因而他不僅作為一位科學家被人銘記，也作為一名他那個年代最好的發明家被人津津樂道。他申請過40多項專利，還撰寫過200多篇論文。最為重要的是，他始終非常積極地投身於環保運動，尤其是在提出“蓋婭假說”之後，他寫作了大量用於擴展這一假說、回應相關質疑、面向公眾科普的流行書籍。

用《衛報》的編輯喬納森·沃茲（Jonathan Watts）的話來說，“如果沒有拉伍洛克，全球的環保運動會起步較晚”。1957年，拉伍洛克在博士論文的研究中就發明了超靈敏電子捕獲探測器，並首次揭示了有毒的化學品以何種方式潛入空氣、水和土壤之中的。同時，他也較早地對化石能源對氣候的威脅發出了警告。由於在科學探索和普及方面的巨大貢獻，拉伍洛克於 1974 年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並於 2006 年因在“蓋婭假說”方面的工作而獲得倫敦地質學會頒發的沃拉斯頓獎章。

20世紀60年代，拉伍洛克曾經應邀參加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火星計劃”，探索外星生命，在這個過程中，拉伍洛克逐步形成了有關生命調節大氣構成的思考。20世紀60年代中期，他回到英格蘭一個與世隔絕的村莊，與著名的小說家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討論這一問題。在戈爾丁的小說《蠅王》出版並大獲成功後，戈爾丁認為拉伍洛克應該將自己過往的這個靈感命名為古希臘神話中的地球女神“蓋婭”。

《蠅王》（1990）劇照。

1968年，拉伍洛克在普林斯頓舉行的一次有關地球生命起源的科學大會上首次提出了“蓋婭假說”。他認為，地球能誕生生命並使其穩定持續生存下去，並非出於偶然，而是其自身以一種“活的有機體”的方式自我調節的結果。而地球維持自身平衡的這個系統，依賴的是大氣圈和生物圈、生命和非生命系統的合作互動，地球作為一個超生命體，大於地球上存在的各圈層部分的總和。這個假說也得到了林恩·馬古利斯 (Lynn Margulis)等的支援與完善。馬古利斯是一位微生物科學家，她對有機體通過聚集“共生”的相關理論十分感興趣，這與“蓋婭假說”的核心理念相符。

一經提出，“蓋婭假說”不僅給當時的科學界帶來了震動，還以各種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觀念，並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蓋婭假說”提出，儘管地球有自己的穩態，但蓋婭這種維持能力是有限的，作為相當晚近地出現在這個超級有機體中的物種——“人類”，如果一味地濫用工業技術，將削弱蓋婭的活力，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撼動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看法。人們創立了蓋婭的團體，自稱“蓋婭人”，還創辦有自己的網站。在如今西方的許多以環保為訴求的政黨如綠黨中，也有很多“蓋婭主義者”。

不過，在“蓋婭假說”剛剛提出的年代里，扣在它頭頂的永遠是一頂“偽科學”的大帽子，直到今天，其實也很少有人把它當作正經的科學。為大眾所熟知的學者理查德·道金斯認為，“蓋婭假說”明顯與主流的達爾文進化學說相違背。拉伍洛克和馬古利斯從化學和微生物的角度僅僅關注生命的“平衡”、“穩定”，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地球並非通過自然選擇產生，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生命。1988年發表在《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上的一篇寫自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約翰·波斯特蓋特的評論文章甚至稱，邀請他來寫作有關蓋婭理論的評論簡直如同遭遇“抽搐”。

《蓋婭：地球生命的新視野》，詹姆斯·拉伍洛克著，肖顯靜等譯，格致出版社2019年8月。

自提出後的這幾十年間，針對這個假說的批評從未停息。1990年，《自然》雜誌上的一篇論文就指出，“蓋婭假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它完全不具備任何的可證偽性。2021年，Breakpoint的一篇文章則指出，蓋婭理論在當下的複興完全是一種宗教“複魅”的伴隨現象。隨著在美國迷戀巫術、占星術的年輕人越來越多，蓋婭理論這種為“宇宙中的神秘意圖”提供解釋的理論就會變得很有市場——如果梳理有關“蓋婭假說”是否算科學的爭論，恐怕寫一本書也難以窮盡。不過，這種介於科學假說和“信仰”或者說“世界觀”之間的性質，可能才給“蓋婭假說”注入了不朽的生命力，讓其不斷地在專業研究者和普通人的觀念中重生。

Breakpoint的這篇文章也指出，所有類型的蓋婭主義都有一個“用戶生成”的特點，“它們和有組織的宗教不同，基本上能與各種類型的信仰相結合……除了“聲稱”以外，人們也沒辦法去驗證蓋婭的信仰”，這似乎是一種信仰層面的“不可證偽性”。文章還指出，蓋婭主義面臨一種難以自圓其說的悖論：人類是蓋婭系統的一部分，還是獨立於蓋婭？如果人類只是系統的一部分，那麼“建造都市、將化學品和污水倒入河流、砍伐樹木其實也只不過是蓋婭運行目的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希望繼續聲稱“人類以這種方式對待地球是不對的”，那麼我們只能承認，人類並非蓋婭的一部分。

抵抗宇宙觀的“祛魅”：

打破思想邊界的蓋婭

不過，如果超出科學假說的視角，蓋婭的觀念並不是什麼全新的事物。追溯到古希臘，柏拉圖其實都可以稱作一個古老的“蓋婭主義者”，在《蒂邁歐篇》中，他就認為整個宇宙都有生命，地球更是一個生命體。更不用提以泰勒斯為代表的米利都學派，思想學說中幾乎都有“蓋婭假說”的雛形。

從思想史的角度，2015年的一篇文章點出了一個“蓋婭假說”會一直以來遭遇強烈反對的重要原因：它代表了一種強烈的“目的論”傾向，為目的辯護，這同樣也是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哲學特徵的概括。不過，16、17世紀的科學革命顛覆了這種目的論，機械宇宙觀的建立驅逐了宇宙的“目的”和“意義”，同樣，作為宇宙的構成部分，地球也不可能擁有什麼自身的“目的”。“蓋婭引發科學界不安之處，恰在於這似乎是對‘目的論’時代的倒退”。

當然，這篇文章同樣也追溯了那些質疑科學革命成果的思想，比如浪漫主義的代表歌德、對美國超驗主義者們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哲學家謝林、博物學家洛倫茲·奧肯等。此外，最為大家所熟知的環境保護著作《寂靜的春天》作者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也被作者認為是蓋婭主義的支援者。她的私人信件透露出她對奧地利哲學家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有關綜合視角自然觀的認同，這種自然觀正是強調地球作為有機體的生命力。有趣的是，啟發拉伍洛克提出“蓋婭假說”的戈爾丁，同樣深受施泰納哲學的影響。

《寂靜的春天》，蕾切爾·卡森著，呂瑞蘭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1年4月。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從一個世界在科學的介入下祛魅的視角理解蓋婭主義遭遇的爭議。而有關其科學性的爭論，同樣也讓其具有了更多思想的張力。比如，在一本出版於2005年的文集中，學者戴維·米德格雷（David Midgley）就在一篇名為《個人主義與蓋婭的觀念》的文章中指出，蓋婭主義修復了被科學世界觀撕裂的主體和客體，讓人們能不是僅僅將地球作為人類的“舞台”、“背景”看待，而是將之視為自己的一部分。跨越主體-客體、科學-非科學、有機生命-無機物，是蓋婭主義的觀念貢獻。

在出版於2019年的最新作品《新星世：即將到來的超智能時代》（Novacene：The Coming Age of Hyperintelligence）一書中，拉伍洛克描繪了一個遍佈超級機器人的人類未來，超級機器人——以及“賽博格”將取代人類，他們能根據蓋婭的需要調節自身，製造大型的工程項目並對生態環境帶來根本改變，最終達成生態的和諧平衡。在書中，拉伍洛克引用了美國詩人理查德·布勞蒂根 (Richard Brautigan)在1967年創作的詩歌《所有人都會被愛的機器守護》（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詩中寫道：“控制論的草坪上/哺乳動物和計算機/共同和諧地生活”，人類“從勞動中解放/回歸自然/回到動物中/所有人/都在被愛的機器的恩典守護”。

在拉伍洛克看來，這首詩代表著一種怪異的、也是面向未來的思想。一方面，其中包含有嬉皮士式的自然主義，另一方面又充滿著象徵控制論的冷戰文化。這首詩背後深藏著一種未來的哲學，即現有的社會組織模式——政府和企業可以被一個機器-自然的智能網絡來取代。

《新星世：即將到來的超智能時代》，詹姆斯·拉伍洛克著，古濱河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2月。

《新星世：即將到來的超智能時代》提供了一種未來的可能，而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也體現著蓋婭“消融邊界”的精神。

2019年的一篇名為《作為賽博格的蓋婭》的文章指出，這種精神也在許多後人類主義者那裡獲得了共鳴，比如最為人所稱道的學者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文章介紹，哈拉維曾對蓋婭主義提出過批判，但也從中吸取了思想資源。她特別關注蓋婭理論的控制論因素，並質疑“拉伍洛克所說的蓋婭體內平衡，是一種材料機械現象，還是一種生物現象？”，在她看來，拉伍洛克的蓋婭話語模糊了生物和非生物，“洛夫洛克的地球也可以是一種賽博格”。而這種“邊界的破裂”恰恰是賽博格話語的口號。從這個意義上，哈拉維也發展了蓋婭的思想。而機器-自然打破邊界的聯合也成為了許多科幻作品書寫的主題，比如今年大火的劇集《愛，死亡，機器人》第三季中的《恰是那台機器脈衝的顫跳》一集。這也充分體現了蓋婭主義面向未來世界的活力。

蓋婭與社會：

環境危機與政治危機同時出現？

就在去年，拉伍洛克在《衛報》上刊發的文章引發了眾多的議論。在這篇文章中，他繼承蓋婭主義的論點，指出“此次疫情是地球保護自己的一種嚐試，如果人類不知悔改，蓋婭下次可能會創造一些更為糟糕的東西”。他還主張人類不應繼續將全球氣候變暖、植被破壞等當作“孤立”的問題，而是應該用系統性的視角嚴肅對待。他寫道：“科幻小說中的場景正在成為現實，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高溫時代，溫度和海平面逐年上升，直至世界變得面目全非，而我們常常低估的是，自然變化是非線性和不可預測的”。

自2020年全球進入疫情時代，“疫情是大自然的報復”這類說法已經被反複提及。但聯想到拉伍洛克作為“蓋婭假說”代表的身份，很多人依然借此表達了憂慮。今年的一篇文章就認為，這種說法隱含著一種激進的傾向，暗示人類是地球女神體內的病毒。不過，如果理性一點來看，蓋婭主義作為理念的價值並不體現於我們如何教條式地踐行某句主張，而始終體現於它背後的世界觀。一些評論認為，這些世界觀對於我們重新認識當下的很多問題會很有幫助。

《愛，死亡，機器人》（第三季）劇照。

今年5月的一篇文章極具想像力地將蓋婭主義與“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又譯為審議民主）聯繫在一起。文章認為，蓋婭主義與協商民主的發展有一種相互促進的潛力。而當下，這兩者同時遭遇挑戰，這兩種挑戰也相伴相生：一方面，人類越來越將自己視為高於蓋婭的存在，生態圈的承載力瀕臨極限，極端天氣現象頻發。另一方面，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政治生態走向極化，距離多元民主的願景越來越遠。

作者認為，這其中的關鍵是“親密與互惠”的價值觀已經蕩然無存，而這不論對蓋婭信仰還是協商民主的發展都至關重要。蓋婭主義的要旨是我們完全地將自我嵌入到生態圈中，培育對其真誠的尊重，進而恢復我們與周圍人、與自然的真實連接。同樣，對於協商民主的實踐來說，人們需要的是對民主過程的真正參與，而現代民主的發展確實逐漸剝奪了這種參與，人們逐漸對民主過程感到疏離和冷漠，選舉純粹成為作秀和利益博弈的工具。恢復協商式民主的傳統也是在重新創造人與社區、國家的真實連接。“在這個意義上，蓋婭主義和協商式民主都是‘有機’的”。重建這種真實的連接需要我們更加重視一種“直接性”：真切地瞭解和麵對我們具體生活的環境、社區，通過與周圍多元的社群進行辯論來“自下而上”地實踐政治。

今年的另一篇文章則指出，蓋婭主義的價值觀將在一定程度上矯正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在全球範圍內形成的一種“不關心文化”（Uncare Culture）。這個由精神分析學家莎莉·韋因特羅 (Sally Weintrobe)提出的概念被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學廣泛研究過，並且有著無數我們熟悉的面孔：自戀、消費主義、工具理性……等等，它形成於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鼓勵人們為了自我而不斷地生產、消費。2015年的一篇文章將這種文化的核心追溯到一種強大的“潛在幻想”，即“地球是一個堅不可摧的‘母親’，它能提供給我們一切所需的食物，並吸收我們製造的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