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本質：“差生”、理想主義和命運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文 | 駁靜

　　最近的胡鑫宇事件，再次引起大家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討論。一個孩子長到青春期，會遇到的問題與困境，與他們生活在縣城還是大城市的關係，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大。人生的這個階段，無論在哪裡，都要面臨學校、家長和同學的壓力。

　　我們還採訪了衡水二中的學生，孩子們其間經曆的壓抑與創傷，催人深省。比照來看，2021年我們採訪了百年職校的老師和同學，一所職校，一群所謂的“差生”，反而讓我們感受到教育的真義。

　　“百年職校”是職業高中，2005年由姚莉創辦，現在在全國多地有分校。學校很小，起初辦在大方家胡同，位於北京二環里，不遠處就是著名的史家小學和北京二中。地理位置可以說是非常“城里”，但面對的學生群體，卻是十足的“差生”，數學零分的，拚音要從頭學起的，甚至還有不肯洗澡的，什麼樣的毛病都有。可我們又得瞭解，這些孩子多是農民工子弟，他們跟著父母四處打工漂泊，居無定所，更別說正規教育。

　　一群貧困且漂泊的孩子，有多少心理創傷和情緒問題？一所職業學校，兩年時間，能解決多少問題？能對一個貧困家庭出生的孩子的人生造成多大的影響？我採訪的感受是，問題比我想像中要多十倍，孩子們在百年職校完成的“改造”也比我想像中要成功十倍。

　　北京百年職校2005年在大方家胡同創辦，2010年前後搬到望京，2015年搬到昌平（黃宇 攝）

　　忍不住要先講一個例子，2017年在成都百年職校入學的馬巫打，是個彝族大涼山裡的小夥子，原來根本沒下過水，現在呢，卻成了“水立方”的游泳教練，可以在水立方中國傳媒大學分館找到他。他剛畢業時先當救生員，入職後不到一個月，他所在員工宿舍的室友們就收到一條令人喜憂參半的消息：表揚該宿舍的衛生新氣象——以後所有員工宿舍的內務水準向小馬看齊！

　　其實學校只有兩三個基礎專業，但是選修課非常多，瑜伽課，游泳課，廚藝，剪藝，等等，有機會學校都給找來讓孩子們上，發現孩子對哪個感興趣，甚至能出成績，學校就不遺餘力地想辦法，最好的結果就是孩子畢業後能幹上自己喜歡的工作。

　　除此之外還有合唱團，還讓學生自治，用先進的素養模型培養學生，老師們盡力關愛學生，挖掘他們的潛力，教技能，每一股力量都在學生身上起作用，發揮的作用不盡相同，但百年職校的畢業生有一個共同點：在這個社會里，他們憑藉“真誠”與“勤奮”脫穎而出，他們整體有一種讓人十分信賴的氣質，他們是各方面都沒有優勢的群體，但這所學校成為他們質樸情感的寄託，他們承擔起責任，為家庭付出，對社會有用，成為獨立的個體。

　　由於培養學生十分成功，好幾個省份都請百年職校去當地合作辦學，2021年，我去到鄭州百年職校，在那裡跟他們的老師與學生接觸了一些天，事隔一年多回想起來，最大的感受仍然是震驚和感動。我當時甚至由衷地感到遺憾，怎麼我上學的時候沒碰到這樣的老師？跟我一起採訪的攝影師有個女兒，每天採訪完，他都跟我聊，要是能把孩子送來這裏讀高中就好了。

　　進校前是“差生”“壞苗子”，“出廠”的卻是勤懇踏實、廣受歡迎的員工，難以想像，百年職校要花多少力氣幫助它的學生完成這種扭轉，學生又如何在落後的起跑線上，跑出一個令人吃驚的成績。我把它寫成一篇近2萬字的稿件，以下是報導的其中一部分。

　　鄭州百年職校的學生餐廳，學生負責打掃衛生（緩山 攝）

　　1

　　北京百年職校的校長文博，出生在武漢，父親是大學老師，從小就在高校校園里長大。到中學後，轉到上海讀書，立刻就發現上海好，因為這裏的體育課非但沒像在武漢那樣被所謂的主課占掉，還幾乎每天下午都有一節。

　　那是20年前，文博說現在想來，上海的教育理念是真先進，沒逼迫學生去淪陷於題海。他們中學還提供機會去上海電視台做小記者，去採訪複旦大學教授。2001年，APEC會議在上海召開，學校就組織他們上街作調研。也是那幾年，網絡文學流行一時，學校有很多文學社團，能見到很多一線作家。這些活動都讓文博欣喜，他喜歡上了配音，並由此想報考中國傳媒大學的播音系。

　　最終，錄取他的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法律系。本科畢業，學校分配給他一個工作，去某銀行總行的工會，文博當時就想，去工會幹嗎，就拒絕了這個機會；後來學校又給他第二次機會，奧組委需要一個學法律且英語好的畢業生，文博還是給拒絕了。看上去挺堅定，其實也並沒有對人生有清晰的想法。迷茫時怎麼辦？那就繼續讀書。他父母對他的規劃也是，先一口氣讀到博士再說。“但往往是，讀到後面，你依然不清楚你想要做什麼。”

　　文博考研最後考上的是上海大學的社會學專業，又從北京跑回上海，讀了一禮拜，覺得太沒勁了，連同學的名字都沒來得及叫上一個，就辦了退學。退學後，文博又回到北京，本來是在搞公益，聽說姚莉辦了這樣一所公益學校，挺出色，就想去學習學習，結果姚莉告訴他說，“那你得跟著我幹”。沒想到在這裏發現了樂趣和價值，一直幹到現在。

　　開始從事教育事業後，文博不斷回想自己的上學、退學經曆，深切感受到，年輕人只有進到社會裡邊，才能對自己有一個更清醒的認識，所以百年職校的理念就是——推孩子出去接觸社會。換句話說，也是去尋找各種社會資源，往往是得到什麼資源就給學生開一門什麼課。而這些本專業之外的選修課，為學生提供窗口，多一門選修課，就等於多給學生一個窗口。

　　從2005年到2018年，北京百年職校開設過的選修課有美髮課、烘焙課、烹飪課、ATM機維修課、計算機與編程課、游泳課、德語課和日語課，還有調酒課、音響操作課——畢業後去當調酒師和音響師的也是有的。

　　在鄭州百年職校（以下簡稱鄭州學校），還有瑜伽課、手工課、籃球課、羽毛球課和街舞課，誰都預想不到，同學們在畢業之後最懷念的課程是什麼。2021年，我在鄭州本土地產公司“楷林”，碰到“百年”畢業生江浩，19歲，早於別人三年晉陞為主管，行色匆匆，談話比實際年齡成熟得多。在楷林其中一處物業的地下一層，他穿著深藍色工服，一邊抓住機會向帶我去採訪的校長詢問有沒有靠譜的師弟，他現在缺個人，一邊又跟我聊起，在學校，他最喜歡也最懷念的是瑜伽課。

　　2008年，有個到美國的英語培訓項目，由項目出錢，給了百年職校的學生3個名額。姚莉2008年寫過一本書，叫作《用夢想填平溝壑》，前言開篇就提到這次出國項目，她寫道：“我們的學生都是貧困農民工家庭的孩子，他們曾經都上不起學，現在要去美國培訓？這可是我辦學之初絕對沒有想到的。”這個想都不敢想的機會，降臨到胡波頭上。

　　胡波曾與丁聰霜同桌，她來自貴州山區，長得很清秀，學習成績出色，尤其是英語。到北京之前，最遠到過縣里，北京的一切讓她新奇又害怕，“知道來北京的選擇是對的，又害怕被勸退”。一個宿舍，她覺得同學條件都比她好，跟她們聊不到一塊兒，自己普通話還講得不好，她說自己“相當自卑”。

　　畢業生胡波如今在尼日利亞使館簽證處工作，百年職校曾給了她出去看世界的寶貴機會（黃宇 攝）

　　回老家辦護照的機票，還是學校給出的錢。她記得家裡人特高興，說她“一個小髒孩竟然要去美國了”。胡波不只懷念這次美國培訓，可以說，到現在還在受它影響。“那時候才幾歲？能學到多少東西？但是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她現在回想這趟美國行，去的城市和大學已記不確切，但有個畫面印在她腦海里。某一天結束活動回酒店路上，一行人坐在車上，看窗外，胡波看到好多白領，穿著高跟鞋，正裝，昂首挺胸地走在街上，顯得格外自信。“我就腦袋裡邊閃現出那種畫面來，想像將來自己能不能也成為那麼一個人”。她現在在尼日利亞大使館簽證處工作，快十年了，非常受信任。

　　10年前她聽說該使館在招人時，已經在一個物業公司幹了四五年，在不同的項目組里做保潔、前台，可心裡對英語的學習熱情從未熄滅。一度，她還在公司內部為保安部同事上過英語培訓。2010年，胡波參加成人高考，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學，讀的就是英語專業，週末兩天都在學校切切實實學英語。即便是到了尼日利亞使館簽證處，她仍在學習。外籍同事與領導見她好學，就糾正她的語法錯誤。到了現在，胡波在給尼日利亞人做護照的時候，經常被問，是不是在國外留學過，說她英文說得好，口音正，叫他們尼日利亞人長長的名字時發音很準。胡波現在會自豪而自信地表揚自己，她有一回告訴我說，“有時，連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好有語言天賦”。

　　北京還有個學生叫胡小兵（化名），本來是空調班的，在學校餐廳幫廚。餐廳崗位也是後來開的，像烹飪、西點這類選修課，學校不是每年都有資源開，但為了盡力開放機會讓學生去接觸，就把餐廳崗位也開放給學生。這個胡小兵就報名到學校餐廳幫廚。

　　別的孩子5：40起床，胡小兵永遠得提前一小時，不到5點就得起床去餐廳幫忙準備了，辛苦，但他就是非常喜歡做飯。畢業後，他去了一個物業公司干維修，但還是想念做飯，一到休息日，跑回學校繼續幫廚。他做飯稱不上做得特別好，可就是感興趣。

　　所以有一天，他跟公司人事部說，有沒有可能把他從工程崗調到廚房崗去。公司從沒聽說還有這樣轉崗的，好在“百年”與接收畢業生的公司總是往來密切。人事部門負責人就問到學校，這個年輕人是什麼情況。文博告訴對方，學校里從工程專業轉去當廚師的學生，也不是一個兩個了。胡小兵這個孩子，來自湖北十堰山區里，是個孤兒，從小跟奶奶長大，原來在學校里組織大家表演節目，他一上台就唱黃梅戲。因為他奶奶只會黃梅戲，他從沒聽過流行歌曲。“孩子就是這麼一個樸素真摯的孩子”，公司最後就同意讓他轉去廚房。

　　文博後來聽說，胡小兵在廚房崗位上做得特別快樂。

　　施耐德公司為北京百年職校捐贈的電工實習用具（黃宇 攝）

　　2

　　現在我要講到馬巫打了，這個名字，出現在姚莉、文博的講述里多次，我也從其他畢業生嘴中不斷聽到。大意都是讚歎，這個大涼山的彝族孩子，從未碰過水，卻沒想到是游泳小天才，經過刻苦訓練，他現在成了“水立方”的游泳教練。而這一切的起源，都來自於北京百年職校2018年增加的游泳選修課，這門課讓馬巫打的生活軌跡發生重大轉折，就像電工班的學生在剪藝選修課上發現興趣，就像烹飪選修課吸引了空調維修班的朱景林，或者管家服務班的周寧獲得一個去餅房學習烘焙的機會。

　　今年6月，馬巫打被調到中國傳媒大學的游泳分館工作。這也是我的母校，走在校園里，仍與當年一樣，總能遇見拿著設備拍視頻的年輕人，他們正是馬巫打的同齡人。馬巫打出生於2000年。他告訴我，游泳館在校園最東側，他的活動範圍目前還限於此，校園南面那一側，他都幾乎沒有仔細逛過，他埋頭於工作。

　　在夏天，學游泳的旺季，馬巫打從早到晚不停歇地帶課，最高可以拿到2萬多元月薪。像現在冬天了，學游泳的人少一些，一個月平均也有1萬元的工資，這是他在老家一家人一年的收入。工作這兩年，他掙的工資基本都往家裡寄，要還債。說起這債，也是他自己生了一場大病欠下的。他家也是典型的“因病致貧”。

　　上初一那年，馬巫打得了一種叫作“紫癜”的病，是種出血型疾病，症狀是腫痛，癢，從腳往上蔓延。縣醫院的醫生告訴他，如果蔓延到胸口，那就沒救了。馬巫打在縣醫院一住就是3個月，繼續惡化，又轉到市醫院，住到一個月，才終於好轉。出院那天回到家，馬巫打第一件事是看家裡的羊圈，原來有牛幾頭、羊十幾隻，全沒了，“心裡面就空了”。賣掉它們給他治病還不夠，又借了好幾萬元。

　　馬巫打於是輟學，沒來得及讀初中。他二哥學習成績比他好，大哥剛結婚，家裡的債他得自己還。14歲，馬巫打其實只是小學畢業，他開始有什麼活兒幹什麼活兒。碰到“救星”那一天，是他在那個工地上扛水泥的第二天。頭天幹到淩晨1點，第二天8點起來接著幹，坐那兒休息時，有個人從車上下來，跟他聊了會兒，問這個一看就還是孩子的黝黑男孩，為啥不上學。那個人是成都百年職校的舞蹈老師，他路經這裏，發現一個輟學打工的孩子，就把這所學校如何免費又如何可以學到東西告訴給他，並鼓勵他去報名。

　　“沒有再讀書，遺憾”，但還是猶豫了幾天，因為學校雖然免費，他一走，家裡就少了一個勞動力。

　　2017年，馬巫打在成都百年職校入學，“到這裏我才感覺到原來真正的學校是這樣的，我原來讀的小學，很隨便，可能連這裏的幼兒園都不如。初中沒讀，到這裏才有校園的感覺，覺得自己像一個學生了，最主要是溝通和語言”，到成都，他才開始學普通話，到現在，他說話只剩微弱的口音。第二年，成都學校將包括馬巫打在內的兩個班轉到北京去上學，馬巫打很興奮，因為對他來說，這意味著“離大山越來越遠了”。

　　“水立方”幫助北京百年職校開設的這門游泳選修課，有個直觀好處，學生可以去考救生員證。“如果沒學到游泳，我應該會當電工，可能那個時候我覺得不合適，電器我感到陌生。碰到游泳，一擺在面前，我心裡就喜歡”。一起選修並打算報考的同學有好幾個，最後只有馬巫打考了下來。他的同宿舍同學都見過他在床上練划水。兩個月內，從零學起，考下了救生員證，這挺了不起。

　　彝族小夥馬巫打在中國傳媒大學游泳館，他剛入百年職校時，連普通話都不大會說（黃宇 攝）

　　“自豪只有一點，我覺得還不夠努力。”當我問他一個人在北京，並且為家裡貢獻這麼大，是否自豪時，他這樣說。接下來，他給我講了他自認為不努力的地方，是顧客記錯上課時間來了之後沒上成課，顧客因此發了脾氣。他認為，自己如果足夠努力，每天晚上都應該把所有學員的上課時間一一提醒一遍。

　　馬巫打皮膚黝黑，身長手長，看起來是一塊游泳的好料子。他出生在西昌市鹽源縣的青天村，家裡主要種玉米和花椒，他從小上山摘藥草，手腳靈活，能與小夥伴爬到樹上追逐，玩“腳不能碰地”的遊戲，像只靈活的猴子。遇到過黑熊，16歲，那回他是在山上采菌，翻過一個山坡，一抬頭，就看到一頭熊。“挺大的，它也看見我了，我不敢動，氣也不敢喘，輕輕往後退了一步，把背篼一扔就瘋狂地跑。後來捨不得背篼，又慢慢回去找。也不怎麼怕，還行，反正膽子也大，往下坡跑，它肯定跑不贏我。”

　　馬巫打的這些大山往事我聽得津津有味，但在北京，幾乎沒人關心這些，他也很少主動與人談起。北京與大涼山之間的巨大差別，他用的詞是“翻天覆地”。有一次同學帶去爬山，“感覺還沒開始走就爬到山頂了，以後就再也沒在北京爬山了”，他還是回到水裡。“水裡好自由，什麼都不用想”——水裡不如山上自由，但北京的游泳池里有山上沒有的收入。他端坐在傳媒大學“梧桐書屋”咖啡館的露天座位，周圍是正在自習的大學生，他看了看周圍，湊過來小聲告訴我說：“在這邊如果能待下去，我就一直在這邊待下去。”

　　當時在學校，考救生員證的同時，馬巫打還在考電工證，後者是他的本專業，結果兩個都考下來了。對學生來說，這張電工證，相當於一個保底，有了它，畢業後起碼能找到份謀生的工作。這通常是學期初的“個人學習計劃”所製訂的目標。

　　學校要幫助學生製訂“個人學習計劃”，需要考慮到他們過去學習經曆如何，學習基礎和意願要測試和評估，還有性格。學校也考慮，這是聽覺型學生還是動能型學生，語言能力、數字能力如何，最後再根據職業規劃，讓學生選擇合適的課程。而這個過程，也是教學的一部分。開學第一個月，學生以“成長營”的方式結業，每個學生都能獲得一份翔實的學習計劃。比如一個孩子，說自己想成為一個工程師，但評估下來，發現費點勁，那麼就在個人計劃里加強較弱的那方面。再比如，如果想從事酒店，那麼在選課的時候老師會建議他英語一定要選。也有那種時候，學生就是想學日語，學校也允許他們放棄英語。

　　但孩子們有時會在不同的窗口前遇到夢想。文博帶的一個社區里有個叫周寧（化名）的學生，來自山西農村。她說特別想學西點，她告訴文博，說她小時候過生日，媽媽買了個蛋糕，後來知道，那個叫“紙杯蛋糕”。但當時她不懂，就問她媽媽，為什麼別人家的孩子吃的是大蛋糕，她的這麼小。等她長大一點，就明白那是因為家裡窮。周寧心裡就感到愧疚，覺得這個問題一定讓媽媽傷心。所以她就很想學西點。

　　那年學校沒開西點課，文博就找到皇冠酒店的餅房。皇冠酒店特意批準周寧，每週去兩天，跟著師傅先體驗，看看西點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再看能不能幹。後來學生里有好幾個湊熱鬧的，最後去了3個學生。大半年過去，一個學生退出，還剩周寧和一個男生。實習前，學校去皇冠酒店交流，請師傅下判斷。師傅說，那個男生不合適，因為他老愛說話，做甜品需要沉著安靜，說話還會影響周圍人效率。但周寧確實可以，安靜、專注，而且手很巧，是塊好料子。

　　每學期初製訂好的個人學習計劃，文博告訴我，學生如果想修改意願，老師會配合他。當然，也要幫助他判斷，新的方向是否合適，是否更有前途，“我一直堅信好的學校，在於發現年輕人的潛力，他在哪方面有潛能，然後因人而異的給他提供指導。這才叫好的教育”。

　　3

　　百年職校還有一層理想主義色彩，它在校園里創辦社區，讓“學生自治”。

　　學生獲得充分信任，他們是社區管理的發起者、負責人和成員，輔導員的確是要有，不過需要學生自己選擇與遊說。有時甚至還會因為主題重複，社區與社區之間還會“大魚吃小魚”。一度，因為另一個組織“學生會”的存在，還出現過近乎於“權力紛爭”的情況。這些，老師們放手不管，只要同學們沒有越界，社區里的故事他們樂見其成。

　　每到社區選輔導員時，文博就挺得意，因為他通常最受歡迎。我很快能理解為什麼學生們偏愛文博，在北京學校的專職教師里，文博最年輕，長得也帥，其他老師多數是退了休到學校來“發揮餘熱”，而文博是“80後”。他跟同學別說不擺老師架子，前面講到的在哈薩克斯坦當程序員的畢業生焦建致，在校時甚至叫文博“文baby”。作為校長，文博則稱呼這位學生“致哥”，“這話怎麼說，就像那電影里似的，這叫‘咱倆單論’”。

　　2019年，學校成立了4個社區，其中有3個社區都想拉攏文博當他們的輔導員。說起選輔導員，文博抱起胳膊，“不謙虛，選我的社區總是挺多，那我可就有底氣，我也得反過來挑社區啊，我得問問學生，為什麼選我”。

　　除了校服等生活用品，鄭州百年職校還會給每位學生發筆記本電腦（緩山 攝）

　　他最後挑中的社區叫“融欣”，因為這個社區的七八個學生，有個共同點是踏實但不善於表達。老師們最後也開了個會商量，文博去給他們當輔導員更合適，可以帶動這些孩子折騰出一點動靜。這個社區的活動包括跟大學生組織籃球比賽、做音樂劇、做點心，連每月總結都有不少花哨的設計，的確折騰出了不少動靜。

　　看得出來，文博當輔導員，更願意坐在辦公室，等著學生主動跑來提問。選擇輔導員的過程，也讓文博和其他老師們意識到一件事，學生們都挺善於觀察的，每個老師是什麼性格，他們都看在眼裡。一個學校里，老師們多樣性的好處就體現出來了，“有的學生就受不了‘媽媽的愛’這種類型的，就喜歡哥們義氣這一類的。所以我們特別樂於看學生找了哪位老師當輔導員，它其實代表了學生內心的需求與渴望。有的更渴望一個大哥哥，容易親近，很包容，而有的學生就喜歡格外嚴厲的老師”。

　　北京百年職校原來有過一位老師，是典型的面無表情的嚴厲老師，這位老師當時負責教務，自己抽菸很狠，但學校禁菸，誰抽了煙從他身邊經過，他就格外敏感，他眼睛一瞪，“來，兜里打火機”，他給沒收打火機，特別狠也特別準。但這樣的老師，也有學生選來當輔導員。“學生對老師的把握太準了，他們明白這位老師本質是‘紙老虎’，其實內心特別柔軟。”

　　老餘也是有一次問來遊說他的社區負責人，為什麼要選自己，學生回答說，因為餘校長比較嚴厲，做工作很具體，他們希望能得到具體的指導。老餘回想起這段也眼角眨起笑意，他當時心裡已經樂開花了，不過還是要板起臉問：“那我這個人脾氣不太好，會發火，這你們能接受嗎？”

　　每學期，學校組織多少活動，基本就交給各個社區了。社區之外，還有學生會和校園崗位，三足鼎立，支撐起學生自治的理想圖景。姚莉最開始辦學時，連班主任都想省略，她經常說：“勤快的媽肯定養懶人，咱們別什麼都老替學生操心。”自治的最終目的還是培養孩子們的責任意識。到2019學年，北京學校的最後一屆學生，社區機制運行到了近乎理想的狀態。“我寧願相信吳甘（學生會負責人），也不願相信你”，姚莉有一天跟文博開玩笑說。文博也樂得早幾年就把校園鑰匙都交給學生了。

　　4

　　學校辦在胡同的院兒裡，邊上當然就有普通居民，說起來，這是在居民區空臨了一所學校。然而它真是所學校，每天早上也升國旗，校長也會在國旗下慷慨激昂地講話，在居民聽來，這就是一大早吵吵嚷嚷，曾有北京大爺拉開窗戶衝校長喊——還讓不讓人睡覺了！學校就在這樣的地方辦起來。

　　起初沒有宿舍，因為學生都是在京務工人員的孩子，在北京多少都算有個家，雖然通常非常遠，但好歹能實現走讀。等到第二年，已經有稱不上宿舍的宿舍了。這一年，中國青少年基金會出面從雲貴地區招了一批希望工程學校的初中畢業生，學校就在附近居民樓租了房子，給這些學生當宿舍用。

　　學校辦起來以前，王林就已經對大方家胡同那一片很熟悉，他是北京百年職校的第一屆學生，也是後來所有學生們嘴裡的“大師哥”。他的經曆也挺特別，中考成績相當不錯，但是家裡因為媽媽生病致貧，這孩子懂事，決定輟學，跟父親到北京打工。是感到愧疚的媽媽在廣播上聽到有百年職校這麼一個地方在招生，免費，還管飯，催促王林來報名。他打工的工地就在離學校500米之處，成了百年職校第一屆畢業生。

　　“大師哥”王林，踏實沉穩，他身後為北京百年職校舊址（黃宇 攝）

　　畢業兩年後，王林聽說那套宿舍要空出來了，給1〜4期十幾個同學打電話，問他們要不要合租，一下就召集到將近10個同學。2800元一個月，兩居室，6張上下鋪，住滿12人的話每人每月只要200多塊錢。門牌號上寫著701，是個半地下室，在這裏，王林一直住到2011年。這裏成了男生們的一個根據地，與學校只有一牆之隔，他們得以頻繁回學校，有時是為學校辦聖誕晚會，有時是為學校檢修線路。學校有什麼照明燈壞了，701的住客們，下了班就過去一趟。

　　前幾期，學校招生還比較困難，王林他們就去農貿市場、工地這些地方搞招生，因為他們自己就是現成的案例。逐漸地，王林在校友之間享有號召力，他成了大家口中那個“大師哥”，其中一個表率是，他連給學校捐款都是畢業生中最多的。

　　有一次聊天中，文博跟我提起一件好玩的事。說有個畢業生有天突然問他，王林捐了多少錢了，說自己拿了年終獎，好大一筆錢，有點激動，看看能不能一步到位“幹掉王林”。在此之前，他已經連續七八個月，每個月給學校捐200塊錢。“這個孩子腦子比較靈光，”文博說，“現在參與國企外派駐哈薩克斯坦的一個項目。”我一聽立刻問：“是焦建致吧？”

　　2021年10月，我們在微信公眾號上發了一篇“口述”報導，講述者是北京百年職校畢業生劉關雅（化名），講她作為職校畢業生，如何在一家證券公司立足，又如何努力實現了年薪30萬。其中有一條評論這樣說：“同款百年職校畢業生，我是2014級的，現在在海外工作，感謝母校。”我很快與他取得了聯繫。這位畢業生就是焦建致，他熱情主動，告訴我說，他現在哈薩克斯坦，很願意跟我講講他的故事。

　　焦建致是2020年4月份到的哈薩克斯坦，在那裡做程序員，他所在的中國公司把軟件賣給當地用戶，當軟件出現運行問題，就派焦建致去解決。算上補貼，他每個月能掙3萬元人民幣，而且吃喝用住都不用自己花錢，“就挺爽的”。為了這個收入，他願意在異國他鄉繼續工作一段時間。

　　在百年職校，他先是上了一門叫作ATM機維修的選修課，當時是“神州數碼”的工程師，帶了一台取款機來教學。焦建致對這個挺有感覺，零件拆裝，他學得很快。畢業後，他就放棄了空調維修這個他覺得“又累又熱”的工種，去神州數碼應聘，面試者就是教他們的老師，老師心中早有數，焦建致這孩子完全幹得了這個活兒。

　　現在看來，這當然是已經幾乎被淘汰的工種，焦建致倒也敏銳，幹了一段時間，就覺得這事幹不長。因為那時候國家在推人民幣無紙化，與此同時，微信和支付寶這兩大支付手段正在迅速擴張，公司里似乎人人都在討論行業生死，他能明顯感覺到，市面上的取款機正在一天天變少，“當時我就覺得得換個營生，不然到時候沒活兒幹了吃啥”。

　　他就立刻轉行去做程序員，編程是他在百年職校學習到的另一項技能。學業臨近結束，焦建致十分想學計算機，一位老師就幫他和另外一位也感興趣的同學，找了一個班，授課老師是朋友，沒收學費，倆人在那裡利用週末時間學了3個月。工作一年後，焦建致又靈活地把這項技藝重新撿了起來。從數字來看，1998年出生的小焦，其收入排在我採訪到的所有畢業生里的第一名。

　　北京百年職校的微機房（黃宇 攝）

　　面對畢業生們的捐款熱情，文博通常要在兩種狀態里找平衡，既不給學生帶去負擔，又不辜負學生的好意。他告訴“致哥”：“我當然也想幫你創造個紀錄。但要是比錢多，萬一哪天誰中了彩票，一口氣捐個幾百萬呢。但你已經連續8個月每個月捐200塊錢，我覺得這比一錘子買賣‘幹掉’王林有意義多了，我覺得要是繼續下去，這才是真正的紀錄。”“致哥”聽了進去。

　　畢業生對“百年”的熱愛，讓我感觸頗深。採訪馬巫打時，馬巫打告訴我說，相比於電工，他當時非常想學會游泳，考下救生員證，是因為他在網上查，救生員證的下一步是游泳教練證，可以當游泳教練，“那我想，以後可以回學校給師弟師妹上課”。

　　那位去皇冠酒店餅房學烘焙的學生周寧，得到了師父的肯定，但他們餅房沒有空缺。文博當時就挺著急，擔心她的工作。隨後不久，學校去北京華爾道夫酒店參觀，碰到他們的總經理，外國人，文博說他用自己的“半吊子英文”，把這個故事給總經理講了。對方聽完立刻答應了，給周寧見行政總廚的機會。“那就充分準備，就去見，見一面不吃虧，結果見這一面，人家給看上了。”

　　周寧在華爾道夫酒店實習，提前3個月轉正，因為人家說這個學生很棒。那年聖誕，周寧拎著一個“聖誕老人”回到學校，特別激動，說這是酒店特批的，讓她向老師們展現一下她的學習成果：一個用巧克力做的聖誕老人蛋糕。老師們知道這個蛋糕的份量，誰都捨不得吃，珍而重之地放到冰箱里，一有客人來就拿出來展示。直到後來放壞了過期了為止。

　　我想起丁聰霜說：“學校感覺真的像一個家庭，得到太多愛，長了好多見識。首先找工作，如果沒有‘百年’，像我們這種學曆，人家連嚐試的機會都不可能給你。那麼我會想，要努力打拚，為學校爭口氣。”學生對學校的愛，也能深深感染來訪者。在鄭州學校採訪第一天，我已經心生羨慕，一結束採訪，我就跟攝影師老常感慨，“我也想在這裏上學”。老常也同意，他說：“我也好想把女兒送來這裏上學。”我羨慕的是每個學生都受到的關注，老常看中的，則是它在規範學生、提升他們學習能力上取得的成效。

　　後來的採訪中，我試圖搞明白令我們發出這樣感慨的原因。勞動課、國學課、各種選修課、合唱團、社區製、素養模型、老師的關愛與對潛力的挖掘，似乎都對，每一股力量在不同的學生身上，發揮的作用並不相同，因此似乎很難回答究竟是哪股力量塑造了百年職校的畢業生。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這個社會里，他們憑藉“真誠”與“勤奮”脫穎而出，他們整體有一種讓人十分信賴的氣質，他們是各方面都沒有優勢的群體，但這所學校成為他們質樸情感的寄託，他們承擔起責任，為家庭付出，對公司有用，成為有用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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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百年職校還是想辦法舉辦了線上+線下的畢業典禮。北京分場，就在姚莉所在公司的一間大會議室里進行。北京學校的最後一屆學生是2018年入學的，因為北京市招生政策變化，北京百年職校決定暫停招生，轉而將精力放在“營地教育”、“素養模型”等方面，以為各地百年職校的未來探索新方向。

　　這最後一屆學生，算是命途多舛，第一年按要求延遲一個月開學，第二年又趕上疫情，隨後北京開辦“營地”，參加者是外地學生。北京的學生就得當好主人翁，為他們做好服務。這原本是他們人生當中最後一段校園時光，卻沒好好當成主角。畢業典禮前，文博還在想，要說與學校、與同學之間的感情，比起來，這屆學生的基礎相對薄弱。

　　鄭州百年職校的一年級學生，2021年因為疫情也推遲入學了（緩山 攝）

　　典禮進行到一半，一個學生過來跟文博說：“校長，同學們捐了一萬多塊錢，怎麼辦？”有個大涼山的學生叫石紮，因為疫情，第二年乾脆沒回北京，他給文博發了段視頻，請他播給好久未見的同學們看，視頻中，他說，“我也找到工作了，在我們村委會擔任文書一職。”

　　典禮結束回家路上，文博微信上又收到兩個“520”，兩位畢業後去了廣東的同學發過來的，這麼晚了，也惦記著畢業典禮。其中許盈盈（化名）是甘肅人，家裡特別困難，她剛到學校就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因為盈盈的手一伸出來，就格外醒目——她在老家摘棉花，手上留下的風霜痕跡極重，完全不是一個年輕女孩的手。

　　盈盈當時實習是在養老院，文博去實習單位走訪，院長告訴他說，這個小女生非常勤勉，前一陣在準備一個上級檢查的評估材料。她拚命幹，幹到極晚，手裡拿著訂書機站著就睡著了。院長當然是在表揚盈盈，文博聽了心裡欣慰可又十分心疼。看手機里紅彤彤的“520”轉賬紅包，看學生勸說自己收下，文博想起這件事；又想，北京百年職校先是在大方家胡同，後來搬到望京，再後來搬到昌平，16年過去，真是曆經變化與成長，這屆特殊的畢業典禮，意味著百年職校一個階段的結束，或許也是種新開始。

　　（本文源自三聯數字刊2021年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