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週刊

胡鑫宇悲劇背後,是不容忽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問題。/《深海》
2023年2月2日,胡鑫宇事件調查情況發佈會召開,警方認定胡鑫宇系自縊死亡。在警方公佈的兩段錄音內容中,胡鑫宇均表現出了清晰的自殺意願。
胡鑫宇的悲劇背後,是不容忽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問題。不論是在錄音筆中留下的一句“哎,我真的是想跳,不想,我應該是不想”,還是他在社交軟件中寫下的“我試著銷聲匿跡,原來我真的無人問津”,或多或少都讓公眾感知到這位少年內心經曆過的矛盾與掙紮——
這再次為整個社會敲響了警鍾:《2022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數據顯示,我國抑鬱症發病群體呈年輕化趨勢,青少年抑鬱症患病率已達15~20%,其中近七成的學生在人際關係、家庭關係中易出現抑鬱,這一現象亟須得到家庭和社會的重視。
作為社會中的一員,我們是否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避免胡鑫宇式的悲劇再度重演?

因為抑鬱、無助而導致的自殺,是青少年心理問題被忽視後的一起“日常性”的悲劇。
在2021年的“世界預防自殺日”上,北京市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主任楊甫德呼籲盡快出台全國性的自殺預防計劃,“關注和討論自殺預防相關問題,有助於讓深陷困境的人感到被理解,從而敢於向周圍的人或專業機構求助”。
近年來,國內類似的自殺干預機構或組織也在成型——自2018年起,武漢科技大學大數據研究院副院長、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人工智能系終身教授黃智生便成立了一個“樹洞行動救援團”,運用AI算法識別篩選出社交媒體中疑似有自殺風險的信息,再由救援誌願者判斷具體情況、適時展開人工干預行動,迄今為止實現了5700多次救援。

黃智生曾在微博中寫道:“我們看到的許多抑鬱症患者,實際上都存在著治癒的可能性。我們阻止你們選擇自殺,並非在干擾你們選擇自己死亡的權利,而是希望你們放慢腳步,不要輕易選擇死亡這樣一個不可逆的生命過程。”/受訪者提供
在接受新週刊記者採訪時,黃智生教授仍在進行與“自殺干預”相關的科研工作。當天深夜,“樹洞行動救援團”注意到博主@我是狗頭蘿莉 發佈的告別視頻,並採取了報微博網警的行動。最近一則新聞顯示,在多方的共同努力和關注下,警方已經找到當事人(目前平安)。
以下為新週刊記者和黃智生教授的對話。
新週刊: 為什麼會發起“樹洞行動救援團”?目前團隊規模如何?
從事人工智能研究有30多年,也一直希望將AI技術應用在醫療健康領域,尤其是抑鬱症這一方面——在與中國的不少高校和醫院合作時,我們發現抑鬱症患者普遍具有一種“病恥感”,由於種種原因,他們不會積極尋求醫生幫助,反而會隱藏自己的實際情況,錯過最佳的治療時機。
當時我們就在想,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為這些處於絕望邊緣的患者提供幫助,尤其是防止他們自殺?2018年4月份,我偶然讀到了一篇關於“樹洞”的文章,說的是一些抑鬱症患者去世之後,他們的社交媒體會成為其他人的“樹洞”,有類似經曆或抑鬱傾向的人,會聚集到評論區傾吐自己的心裡話——
當時我就有了發起“樹洞行動救援團”的想法,主要是想通過人工智能技術來抓取並分析“樹洞”中的信息、發佈自殺風險預警報告,再由救援誌願者進行人工判斷,根據每個人的危險情況來予以幫助。
目前團隊已經有超過700位救援誌願者,其中有100多人是國內精神科或心理學領域的專家主任,有200多人是有心理學背景的諮詢師,還有來自各行各業、經過規範培訓的誌願者。
新週刊: “樹洞行動救援團”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術,來實現對互聯網上疑似自殺信息的篩選與預警功能?日常的一次救援行動包含哪些流程?
黃智生:我們每天會運行1~3次“樹洞機器人”,利用AI技術對互聯網上的信息進行自動抓取和智能分析,同時用知識圖譜技術將其劃分為11個自殺風險等級。
其中主要遵循幾個原則:一是緊迫性,二是具體化程度,三是願望的強烈程度。比方說,如果有一位網友在留言中流露出強烈的輕生念頭,甚至提及了具體的時間地點,那事態就非常緊迫了。

就目前而言,AI技術對自殺風險的預警準確率可以達到82%——每天,“樹洞”監控通報都會被發佈到各個救援群裡,再由救援誌願者對該條信息的危險性進行人工判斷,對於風險等級較低的信息,我們可能會給對方發送私信,表示可以提供幫助。
而對於8級(風險)以上的信息,我們就會成立至少5人的救援小組,在互聯網上搜尋他的公開聯絡方式、通過各種渠道取得聯繫溝通,必要時前往現場展開救援。目前我們也與新浪微博上的網警有合作渠道,在確定一個人處於危險中、但找不到任何信息時,會聯繫警方進行干預。

新週刊: 到目前為止,團隊一共參與過多少次自殺干預?是否有總結出一份自殺風險趨勢的評估數據?
黃智生:截至2022年9月份,“樹洞行動救援團”一共成功干預了5300多次的潛在自殺行為,近半年也展開了400次的救援行動——在我們的救援行動中,有不少人是處於內心掙紮的狀態,他們在被人傾聽和溝通之後,情緒和壓力會得到緩解。但也有仍多次試圖自殺的案例,目前(救過的人中)有20個人已經離開了,我們的救助成功率在98%左右。
我們每一次展開救援活動,背後都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行動是在2019年,我們發現幾位網友相約到武漢跳長江,誌願者私信了很多次都沒有回應。當時出動了近40人、建立了好幾個小分隊,有負責通知警察的、有線上心理諮詢的、有線下暗中保護的,最終成功阻止了這個可能發生的悲劇。
從近年來“樹洞機器人”的通報數據、我們實際參與的救援行動來分析,當事人往往以年輕人為主,其中16歲到26歲的人占80%,男女比例是1:3。相對常見的自殺癥結有三大類:感情問題、家庭暴力、校園霸淩——
感情問題的發生頻率最高,當事人大都是偏遠地區的年輕女孩,60%的人都有過留守兒童的經曆,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一個趨勢。涉及家庭暴力的事件,我們大多會聯繫當地婦聯走法律渠道。類似的事件有很多,我們現在主要面臨的難度是救援誌願者人力緊缺,每幫助一個人就要投入一個小組的人力,時常會出現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況。

新週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機,似乎常常得不到父母或旁人的重視和承認,這種情況會經常發生在你們的工作當中嗎?
黃智生:是的,並且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我們之前有過這樣一個案例:當事人在微博上發佈了一條信息,說自己已經把門窗關好了、正在燒炭。我們看到之後意識到事態危急,便分頭去搜尋他以前發佈過的有效信息,發現他關注過一個公司的網站——
本著不放棄任何一點可能性的念頭,我們在查到這個公司的聯繫電話後,就迅速撥了過去,結果恰好電話的另一頭是他的媽媽。當時我告訴對方說你的兒子正在燒炭,他媽媽還不相信,說“不可能,我兒子就在隔壁房間好好待著”,最後跑過去一看,才及時救了下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有時甚至比當事人身邊的親人更早發現自殺的風險。
在相關的救援行動中,我們也會嚐試和當事人的父母進行溝通與交流。很多家長的確沒有辦法去共情孩子的痛苦:他們會覺得你有吃有穿、身體也好好的,怎麼會想死?我們之前還接觸過這樣一個案例,當誌願者去看望她的時候,他家親戚開車到車站過來接,說了一句“這孩子是上輩子欠了她的,來討債的”,面對孩子抑鬱的事實,他們只能用“命運”一說來進行解讀和自洽。

為什麼很多家長會難以接受孩子有抑鬱症?應該說,這是因為大部分家長和孩子的成長環境,處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上一代的長輩,他首先要解決生存溫飽上的物質問題,人生的主題是找工作、是養家;而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在一個物質非常豐富的時代,有吃有穿並不意味著快樂和幸福,他們還會產生精神上的追求。兩代人的快樂和失落的源頭不一樣,就造成了在溝通時的巨大鴻溝。
不管是從家庭層面,還是從社會層面來看,我都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是疏而不是堵——我曾經在採訪中說過這麼一句話,“所有絕望的孩子背後,都可能會有一個病態的家庭”。

意思是說,家庭是孩子最後的港灣,如果家庭都不讓他覺得溫暖的話,他會覺得人生沒有意義。
為什麼說他沒有感受到溫暖?絕對不是因為父母不夠愛他,實際上在很多事件中,父母在孩子離開後都非常痛苦,可是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式去讓孩子感受到愛。在這種情況下,主動去正視孩子抑鬱的事實、傾聽和理解孩子的內心更重要。

主動去正視孩子抑鬱的事實、傾聽和理解孩子的內心更加重要。/《深海》
新週刊: 近年來,“樹洞行動救援團”的功能,也不僅停留在國內的自殺干預這一塊,可以請你講講其他成果嗎?
黃智生:在2021年的時候,我們與中國駐荷蘭大使館合作,展開了“海外留學生心理危機干預培訓”——海外留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也是一直容易被人們忽視的,由於語言上的障礙,再加上疫情期間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隔離政策,一旦產生心理問題,他們就很難找到親朋好友進行面對面傾訴、和心理醫生的溝通也並不高效,更容易陷入到孤獨和痛苦的情緒當中。
當時在荷蘭留學的一位中國心理學博士因此去世,就引起了中國駐荷蘭大使館的重視,後來我們展開了相關的培訓,之後也和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展開了相關合作,帶來了正面的社會效益。
除此之外,我們也嚐試過在武漢啟動全國第一家“樹洞救援團關愛基地”——當時我們的出發點是,對於一些處於家庭暴力或是類似情況中的當事人,如果只是進行線上的心理疏導、放任他們待在原有的環境里,實際上沒法真正解決他們的問題。
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有辦法將這些孩子接出來學習或是治療,這樣會對他們的康複有幫助。但因為我們是公益組織,目前也正在籌集足夠的資金,去繼續推進這個事情。

新週刊: 關於自殺干預,公眾也有意見不一的討論。在你看來,它是否會涉及一些倫理問題,比如侵犯個人隱私或自由意誌?
黃智生:對於自殺干預的倫理問題,其實我們團隊中的各個學者也有過非常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在我們撰寫的《網絡自殺援救指南》里,提到過一個原則,就是“拯救生命是最高的倫理”——如果一個人即將失去生命了,這個時候你說不要幹擾他的生活,我覺得是不可取的。當他們在公眾平台上留下信息的時候,某種程度上也有可能是在向外界呼救,我們不會放棄這種可能性。
當然,我們在每一次的救援行動中,也會遵循必要的倫理準則:一方面,當一個人沒有面臨直接的生命危險時,我們就會把保護個人隱私放在最高位,不會輕易去幹涉他的生活空間;另一方面,如果當事人對我們的幫助表現出明顯反感和牴觸,我們會馬上停止這種行動,給他留一個聯繫方式,告訴對方以後有需要的話可以來找我們。
在團隊已經展開的5000多次干預行動中,我們基本能夠成功挽救或暫時救回當事人,沒有和他們產生過任何倫理糾紛、帶來法律問題。
新週刊: 作為普通人中的一員,如果我們發現身邊的人有抑鬱或輕生症狀,可以為他們提供什麼力所能及的幫助?
黃智生:主要是陪伴。當然這也是一個“技術活”,我們對救援誌願者開展過心理危機干預的相關專業培訓,讓大家知道如果身邊的人遇到這樣的問題,你可以嚐試怎麼做,至少知道什麼話是不該說的、怎麼做是不合適的。
作為一個普通人,大家也可以遵循一般性的原則,那就是如果有機會交流,不要急著去開導對方,最好的辦法是傾聽:一個人觀念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且這和他的成長經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你在不夠瞭解對方的情況下,就輕易地開導他“換一種想法看世界”,實際上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比如說,我們曾經接觸過這樣的一個案例:一位高中生覺得自己考不上清華北大的話,人生就完全失敗、沒有希望了。旁人聽到後,可能會覺得他怎麼會這樣想,考不上有什麼大不了?但實際上你跟當事人接觸下來,就會發現在他的整個成長過程中,家庭和學校都一直在向他灌輸類似的成功學概念,所以他不可能一下就轉變心態、覺得自己的想法很荒謬。這是一個漫長的轉變過程。
如果身邊的人有抑鬱或者輕生的症狀,我們要做的第一步,絕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開導,而是先留住他們的腳步——他們更需要的是被傾聽和理解,某種程度上,讓他們傾吐自己的故事,也是化解心理痛苦的一個渠道,說多了之後他可能也會意識到自己在某些事情的邏輯上好像不是那麼嚴謹,有一些可以重新思考的地方。

新週刊: 今年是“樹洞行動救援團”成立的第五個年頭了。作為一個公益組織,讓你們一直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什麼?
黃智生:其實在最開始成立“樹洞行動救援團”的時候,有一些朋友同行也覺得這是在異想天開:誰會願意投入這麼多時間,去做這些沒有經濟回報的事情?
大概過了一兩年之後,有一位教授對我說,自己徹底改觀了。目前除了展開日常的救援行動,我們也正在著手開發麵向精神健康領域、主打陪伴功能的聊天機器人,同時試圖結合元宇宙和虛擬現實技術,打造一個沉浸式體驗的模擬環境、提供更高效的心理疏導方式。
某種意義上,是社會上的需求決定了我們團隊的運轉——我之前看到過一項官方的統計數據,說73.6%的人處於心理亞健康狀態,也就是說在一個三口之家裡,至少有兩個人可能出現吵架誤解、抑鬱輕生的問題,當他們通過網絡或者其他渠道表達出疏解意願的時候,就需要有我們這樣的人去完成行動。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跟其他人打交道,如果有機會學習如何幫助他人化解心理危機,是會非常受用的。所以也有誌願者告訴過我,他覺得自己在“樹洞行動救援團”的收穫比付出更多,因為學到的知識總有一天可以用在身邊,甚至有機會拯救親友的生命。
實際上,我們的大多數誌願者都有本職工作,是在業餘時間里為他人提供救援服務。我曾經問過一個退休幹部誌願者,你為什麼要去救那麼多人,你的動機是什麼?他告訴我:“如果我不去救人,退休的時間也是用來搓麻將、跳廣場舞,我覺得把時間花在救人上更有意義。”
作為誌願者,我們一天可能只花了2個小時的時間,卻有機會為別人帶來1000倍的回報,我覺得是很應該堅持的事情。這幾年我在專注技術上的研發工作,前幾年參與救援行動時,和很多當事人變成了一生的朋友——逢年過節的時候,他們都會給我發信息,甚至有人很真誠地感謝我,說“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他們對我產生了親人般的依賴,這是讓我非常震動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你很難與人產生這樣的交集與聯結,“樹洞行動救援團”給我帶來的回報是無價的。
如果你想加入樹洞行動救援團,可以將真實姓名、聯繫方式和所在城市發送郵件到info@treehol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