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婦後悔送養女兒尋女30年，為何引爭議？

2021年7月12日，福建警方在“團圓行動”中幫助3個失散20年以上的家庭重新團圓。視覺中國供圖。

　　作者 | 劉 言

　　剛剛過去的元宵節，四川省綿陽市公安局刑偵支隊舉行了一場特殊的視頻認親會。視頻的一頭是四川廣安的毛先生、蒲女士夫婦，另一頭是30年前送養出去、身在上海的楊女士。

　　1992年，夫妻倆在上海務工時，生下一個女兒。因二人已經有一個4歲的兒子，無力撫養，就將女兒送給上海一個沒有生育的家庭。面對採訪，蒲女士稱事後後悔想去要回孩子時，對方不承認孩子是她的，後來又搬離了住處。這些年夫妻倆不僅託人在上海打聽，也到各地舉辦的尋親大會上尋找線索。經過綿陽警方的幫助尋找和曆時半年的勸解，兩人終於在時隔30年後見到了女兒。

　　警方放出的1分多鍾的認親視頻里，蒲女士拿著女兒小時候的照片講給女兒，迫切地希望得到回應，還哭喊著“女兒，你過得好嗎？你別恨媽媽，媽媽錯了”。視頻另一端的楊女士則顯得冷靜克製。

　　按理說這應該是一場讓所有人感動的“大團圓”，但第二天媒體的報導上了微博熱搜後，許多網友卻表達了反感。在人們樸素的價值觀看來，這對夫妻既然當初選擇把孩子送人，現在孩子也有了一個比較好的歸宿，如果真的是為孩子著想，或許不應該去打擾她的生活。

　　法律也有著類似的規定。無論是民法典還是此前施行的收養法均規定，自收養關係成立之日起，養父母與養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係，適用法律關於父母子女關係的規定；養子女與養父母的近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係，適用法律關於子女與父母的近親屬關係的規定。而養子女與生父母及其他近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因收養關係的成立而消除。

　　也就是說，從法律的層面來說，蒲女士夫婦與楊女士之間沒有任何的權利義務關係。即使蒲女士夫婦反悔，收養關係需要送養人、收養人雙方協議解除，還要徵得養子女本人的同意，除非養父母存在虐待、遺棄等行為。雙方無法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

　　公開報導顯示，在接到蒲女士夫婦的求助後，綿陽市公安局採集了夫婦二人的血樣，在刑偵部門的協作下，運用DNA技術篩查和比對，發現了與夫婦倆的DNA信息高度疑似的楊女士，並通過上海警方，再次採集楊女士生物樣本複核鑒定，確認了雙方的親緣關係。

　　而接到民警的消息後，不瞭解自己身世的楊女士表現得很排斥，不願配合工作，甚至拉黑了民警的電話。警方勸了她半年，楊女士才最終同意與親生父母相認。於是，輿論質疑這樣長達半年的“勸解”是否超越了公權力的邊界？

　　2021年1月開始，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開展了以偵破拐賣兒童積案、查找失蹤被拐兒童為主要內容的“團圓”行動。截至2022年6月1日，全國公安機關累計偵破拐賣兒童積案400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124名，找回曆年失蹤被拐兒童11198名。

　　其間有著無數打拐英雄的努力。公開信息顯示，2019年到2022年，綿陽公安接受蒲女士求助的團隊先後組織偵破涉拐案件22起，打擊處理涉拐犯罪嫌疑人65人，採集錄入疑似涉拐DNA血樣信息3500餘份，幫助解救、找回失蹤被拐人員370名。

　　其間，民警做過很多被拐人員的溝通勸解工作，這也是拐賣婦女兒童相關案件的現實要求。被拐婦女兒童與親人的離散是違法犯罪造成的後果，因此形成的收養行為從開始就是無效的。被拐人員尋親後會面臨巨大的情感和生活上的衝擊，以及複雜的法律關係變更，很多需要刑事案件的塵埃落定才能確定，警方的介入無可厚非。

　　但這起新聞事件涉及的送養和收養雙方，屬於民事法律關係，並不在警方的執法範圍內。當地警方沒有把它作為拐賣兒童案件進行立案偵查，說明也認可這樣的判斷。接到蒲女士夫婦求助後，公安機關通過刑事技術手段尋找到楊女士，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值得點讚。也許民警是對為人父母的情緒感同身受，也許是出於讓親生骨肉“團圓”的好心，希望能促成一場見面。

　　如果站在當年被送走的楊女士的立場考慮，面對權力機關長達半年的“勸說”，會否感到壓力？畢竟，無論是感到自己被打擾，還是考慮養父母的感受等有所顧慮，她半年未同意認親、拉黑號碼等行為也都曾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意願。

　　在“團圓行動”實施過程中，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考慮到了這一點，在行動方案中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比如，對於失蹤被拐兒童已年滿18週歲且經協調仍拒絕認親的，要將其基本情況、聯繫方式等告知父母一方，並做好父母的安撫工作。而對於兒童主動尋找親生父母，如可能是非婚生育、主動送養或無法判斷情形的，在積極幫助查找到親生父母時，要提前與父母一方溝通，徵得同意後再聯繫相認，避免產生社會不穩定因素。

　　即便懷著美好的初衷，公權力在行使的過程中也要時刻注意法律的邊界，不僅能讓當事人免受傷害，也可以得到更多支持和理解的聲音。有時候，不打擾才是最大的溫柔。